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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题发起人 METROLIU
- 发布时间 2019-0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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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新觉罗·颙琰
编辑 讨论11同义词 嘉庆帝一般指爱新觉罗·颙琰
清仁宗爱新觉罗·颙琰（1760年11月13日-1820年9月2日），原名永琰，清朝第七位皇帝，定都北京后的第五位皇帝，乾隆帝的第十五子。 [1] 年号嘉庆，在位二十五年。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十一月十三日出生，母孝仪纯皇后魏佳氏（汉族）。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封为和硕嘉亲王。 [2]
颙琰在位前四年并无实权，乾隆帝死后才独掌大权。颙琰对贪污深恶痛绝，他肃清吏治，惩治了贪官和珅等人。但他为了维护政权稳定对统治阶级的肃贪力度有限，以致于收效不大。终嘉庆一朝，贪污问题不仅没有解决，反倒更加严重。 [3] 他在位期间正值世界工业革命兴起的时期，也是清朝由盛转衰的时期。这时期发生了白莲教之乱，八旗生计、河道漕运等问题也日益凸显，鸦片亦流入中国。清朝出现了中衰。
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驾崩，庙号仁宗，谥号受天兴运敷化绥猷崇文经武光裕孝恭勤俭端敏英哲睿皇帝，葬于清西陵之昌陵。 [2]
爱新觉罗·颙琰：“无奈，我的两任皇后都是老爹指定的”
2018-10-16 18:10
嘉庆皇帝是清朝入关后的第五位皇帝，按理说满族已经入关经营多年，且他的老爹乾隆帝又是一个明主，他继位应该享福了啊，但是不幸的是，政治上对内起义频发，对外西方已经崛起。而就仅仅他的两个皇后，都并不是自己选出来的。...详情
主要成就惩治和珅、整顿吏治，镇压白莲教乱年 号嘉庆庙 号仁宗谥 号睿皇帝在位时间 25年陵 寝清昌陵
登基时间公元1796年登基
编辑 讨论11同义词 嘉庆帝一般指爱新觉罗·颙琰
清仁宗爱新觉罗·颙琰（1760年11月13日-1820年9月2日），原名永琰，清朝第七位皇帝，定都北京后的第五位皇帝，乾隆帝的第十五子。 [1] 年号嘉庆，在位二十五年。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十一月十三日出生，母孝仪纯皇后魏佳氏（汉族）。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封为和硕嘉亲王。 [2]
颙琰在位前四年并无实权，乾隆帝死后才独掌大权。颙琰对贪污深恶痛绝，他肃清吏治，惩治了贪官和珅等人。但他为了维护政权稳定对统治阶级的肃贪力度有限，以致于收效不大。终嘉庆一朝，贪污问题不仅没有解决，反倒更加严重。 [3] 他在位期间正值世界工业革命兴起的时期，也是清朝由盛转衰的时期。这时期发生了白莲教之乱，八旗生计、河道漕运等问题也日益凸显，鸦片亦流入中国。清朝出现了中衰。
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驾崩，庙号仁宗，谥号受天兴运敷化绥猷崇文经武光裕孝恭勤俭端敏英哲睿皇帝，葬于清西陵之昌陵。 [2]
爱新觉罗·颙琰：“无奈，我的两任皇后都是老爹指定的”
嘉庆皇帝是清朝入关后的第五位皇帝，按理说满族已经入关经营多年，且他的老爹乾隆帝又是一个明主，他继位应该享福了啊，但是不幸的是，政治上对内起义频发，对外西方已经崛起。而就仅仅他的两个皇后，都并不是自己选出来的。...详情
主要成就惩治和珅、整顿吏治，镇压白莲教乱年 号嘉庆庙 号仁宗谥 号睿皇帝在位时间 25年陵 寝清昌陵
登基时间公元1796年登基
| 1804 | 甲子 | 嘉慶 9 年 | 文化元年 | 3月22日以前是亨和4年，以後是文化元年 |
| 1805 | 乙丑 | 嘉慶10年 | 文化 2 年 | |
| 1806 | 丙寅 | 嘉慶11年 | 文化 3 年 | |
| 1807 | 丁卯 | 嘉慶12年 | 文化 4 年 | |
| 1808 | 戊辰 | 嘉慶13年 | 文化 5 年 |
| 1864 | 甲子 | 同治 3 年 | 元治元年 | 3月27日以前是文久4年，以後是元治元年 |
| 1865 | 乙丑 | 同治 4 年 | 慶應元年 | 5月1日以前是元治2年，以後是慶應元年 |
| 1866 | 丙寅 | 同治 5 年 | 慶應 2 年 | |
| 1867 | 丁卯 | 同治 6 年 | 慶應 3 年 | |
| 1868 | 戊辰 | 同治 7 年 | 明治元年 |
嘉庆 公元纪年对照[编辑]
查询嘉庆丙寅年十二月初八晨时,1806年
同治公元纪年对照[编辑]
参见
同治丙寅年1866年八月初八
| 嘉庆 | 十一年 | 十二年 | 十三年 | 十四年 | 十五年 | 十六年 | 十七年 | 十八年 | 十九年 | 二十年 |
|---|---|---|---|---|---|---|---|---|---|---|
| 嘉庆 | 元年 | 二年 | 三年 | 四年 | 五年 | 六年 | 七年 | 八年 | 九年 | 十年 |
| 公元 | 1796年 | 1797年 | 1798年 | 1799年 | 1800年 | 1801年 | 1802年 | 1803年 | 1804年 | 1805年 |
| 干支 | 丙辰 | 丁巳 | 戊午 | 己未 | 庚申 | 辛酉 | 壬戌 | 癸亥 | 甲子 | 乙丑 |
| 公元 | 1806年 | 1807年 | 1808年 | 1809年 | 1810年 | 1811年 | 1812年 | 1813年 | 1814年 | 1815年 |
| 干支 | 丙寅 | 丁卯 | 戊辰 | 己巳 | 庚午 | 辛未 | 壬申 | 癸酉 | 甲戌 | 乙亥 |
| 嘉庆 | 二十一年 | 二十二年 | 二十三年 | 二十四年 | 二十五年 | |||||
| 公元 | 1816年 | 1817年 | 1818年 | 1819年 | 1820年 | |||||
| 干支 | 丙子 | 丁丑 | 戊寅 | 己卯 | 庚辰 |
查询嘉庆丙寅年十二月初八晨时,1806年
同治公元纪年对照[编辑]
| 同治 | 十一年 | 十二年 | 十三年 | |||||||
|---|---|---|---|---|---|---|---|---|---|---|
| 同治 | 元年 | 二年 | 三年 | 四年 | 五年 | 六年 | 七年 | 八年 | 九年 | 十年 |
| 公元 | 1862年 | 1863年 | 1864年 | 1865年 | 1866年 | 1867年 | 1868年 | 1869年 | 1870年 | 1871年 |
| 干支 | 壬戌 | 癸亥 | 甲子 | 乙丑 | 丙寅 | 丁卯 | 戊辰 | 己巳 | 庚午 | 辛未 |
| 公元 | 1872年 | 1873年 | 1874年 | |||||||
| 干支 | 壬申 | 癸酉 | 甲戌 |
同治丙寅年1866年八月初八
伍修权因祸得福
从50年代到80年代，中国和南斯拉夫的关系经过了由冷而热，由热而冷，再由冷而热的戏剧性变化。铁托领导的南斯拉夫共产党，是在反法西斯战争中独立夺取政权的。二战结束后，苏联在与南斯拉夫的交往中，企图以经济合作的方式占对方的便宜，控制对方，遭到铁托的抵制。斯大林一怒之下，于1948年把南共开除出共产党情报局，中断了两国外交关系。当时中国共产党正处于夺取政权的关键时候，需要斯大林的支持。而斯大林也曾怀疑毛泽东是不是铁托式的人物。毛泽东为了让斯大林消除疑虑，便要格外表明中国向苏联“一边倒”。1949年10月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才五天，南斯拉夫就致电中国政府，愿意与中国建交，而中国却没有积极回应。直到1953年，斯大林去世，苏南关系开始解冻。1954年秋，苏联又派员来华，向毛泽东说明1948年情报局的决议是不公正的，建议中国也改善与南关系。这样，中国对南斯拉夫才作出迟到的回应，1955年1月与南建交，派武修权为第一任大使。
伍修权出使期间，中南关系曾相当友好，双方高级代表团互访。铁托还邀请武修权到多瑙河畔打猎。武修权对“南斯拉夫道路”进行了认真的调研，了解了党政分开、干部退休、工人自治等方面的情况，写成报告发回国内，当时受到国内的通报表扬。
然而，好景不长。1957年11月，在莫斯科召开的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上，南共不同意“社会主义阵营必须以苏联为首”的观点，拒绝在《莫斯科宣言》上签字，和苏共关系再次恶化。中共当时支持苏共。1958年初，南共准备召开七大，在南共纲领（草案）中，提出社会主义各国和各兄弟党的平等原则，反对垄断和霸权。伍修权得到《草案》后，
从50年代到80年代，中国和南斯拉夫的关系经过了由冷而热，由热而冷，再由冷而热的戏剧性变化。铁托领导的南斯拉夫共产党，是在反法西斯战争中独立夺取政权的。二战结束后，苏联在与南斯拉夫的交往中，企图以经济合作的方式占对方的便宜，控制对方，遭到铁托的抵制。斯大林一怒之下，于1948年把南共开除出共产党情报局，中断了两国外交关系。当时中国共产党正处于夺取政权的关键时候，需要斯大林的支持。而斯大林也曾怀疑毛泽东是不是铁托式的人物。毛泽东为了让斯大林消除疑虑，便要格外表明中国向苏联“一边倒”。1949年10月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才五天，南斯拉夫就致电中国政府，愿意与中国建交，而中国却没有积极回应。直到1953年，斯大林去世，苏南关系开始解冻。1954年秋，苏联又派员来华，向毛泽东说明1948年情报局的决议是不公正的，建议中国也改善与南关系。这样，中国对南斯拉夫才作出迟到的回应，1955年1月与南建交，派武修权为第一任大使。
伍修权出使期间，中南关系曾相当友好，双方高级代表团互访。铁托还邀请武修权到多瑙河畔打猎。武修权对“南斯拉夫道路”进行了认真的调研，了解了党政分开、干部退休、工人自治等方面的情况，写成报告发回国内，当时受到国内的通报表扬。
然而，好景不长。1957年11月，在莫斯科召开的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上，南共不同意“社会主义阵营必须以苏联为首”的观点，拒绝在《莫斯科宣言》上签字，和苏共关系再次恶化。中共当时支持苏共。1958年初，南共准备召开七大，在南共纲领（草案）中，提出社会主义各国和各兄弟党的平等原则，反对垄断和霸权。伍修权得到《草案》后，
伍修权
编辑 讨论1
伍修权（1908年3月6日—1997年11月9日），男，祖籍湖北大冶，出生于湖北武汉武昌。著名的中国人民解放军领导人，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外交家。中国人民解放军原副总参谋长。第三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常务委员会委员，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国共产党第七、第八、第十一、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特邀代表，第八届、第十一届中央委员，第十二届、第十三届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务委员。
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共产主义战士伍修权同志于1997年11月9日零时25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0岁。
人物生平
编辑
伍修权，曾用名吴寿泉，祖籍湖北大冶，出生于湖北武昌。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外交家。
伍修权青少年时期，在陈潭秋、董必武的引导下走上革命道路。1923年冬，经陈潭秋介绍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1925年10月，由党派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系统地学习了马克思主义理论。1927年9月，进入莫斯科步兵学校学习。1929年到苏联远东边疆保卫局工作，1930年转为苏联共产党（布）候补党员。1931年5月，在中国革命的困难时期，他几经努力，不畏艰险，毅然回到祖国，投入艰苦的武装斗争。回国后即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到中央苏区后，伍修权先后担任闽粤赣军区司令部参谋，瑞金红军学校第一期连指导员、第二期政治营教导员、第三期军事团教育主任，军委模范团政委，军委直属第三师政委，福建军区汀（州）连（城）分区司令员兼政委等职务。其间，参与编写了我军早期的军事教材，编译了苏军战斗条令，参加了第三、四次反“围剿”。在芦丰战斗中，英勇作战，身负重伤。1933年秋，任共产国际派驻中共中央军事顾问的翻译，参加了第五次反“围剿”。1934年10月，参加二万五千里长征。1935年1月，列席遵义会议。在与“左”倾错误路线的斗争中，始终旗帜鲜明地拥护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
遵义会议后，伍修权任红三军团副参谋长，参与组织抢渡金沙江、吴起镇、直罗镇等战役战斗。过草地时，提出了战胜敌人骑兵的有效战术。在红军陕甘支队期间，遵照毛主席的指示，起草了发布全军的政治训令。1936年4月，任红十五军团第七十三师参谋长，参加了东征战斗。1937年2月，任陕甘宁边区政府秘书长，负责边区政府日常工作。
抗日战争爆发后，1938年2月，伍修权任八路军驻兰州办事处处长。他利用其公开合法的身份，帮助指导党的地下组织，培训干部，发展党员，扩大组织；作为沟通延安和苏联联系的主要通道，接收和转运了苏联援助的及西北地区支援的大量抗战物资；接送了周恩来、王稼祥、任弼时等党的主要领导和大批革命家，使办事处成为我党在西北地区的一处“战斗指挥所”和“革命接待站”。1941年7月，伍修权返回延安，担任中央军委一局局长。其间，在叶剑英的领导下，参加粉碎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第三次反共高潮的斗争，主持研究制定了用政治手段粉碎敌人军事进攻的方案。1945年参与起草了朱德在“七大”的军事工作报告。同年8月，任总参谋部作战部副部长。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央派伍修权赴东北工作，历任中共中央东北局委员，东北军区司令部参谋长，东北民主联军第二参谋长等职。1946年4月，任军调处执行部长春分部我方负责人，同国民党及美方代表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有力地配合了党的军事、政治斗争。1947年后任东北军区参谋长兼军工部政委。在此期间，他还担任东北军区军政学校校长，参与筹建了我军第一所航空学校和第一所海军学校，为我军海、空军的创建作出了重要贡献。
新中国成立后，1950－1958年，伍修权先后担任外交部苏欧司司长、副部长、中国驻南斯拉夫首任大使等职。1950年1月，伍修权随周恩来总理赴莫斯科参加中苏会谈，并参与起草中苏友好条约等一系列工作。1950年11月，联合国安理会审议中国提出的“美国武装侵略台湾案”，伍修权作为中国政府特派代表赴会，在联合国讲台上慷慨陈词，严厉驳斥美国及其同伙对我国的种种诬蔑和诽谤，痛斥了美国对我国领土台湾的入侵和战争威胁，维护了我国的主权和尊严。在担任驻南斯拉夫大使期间，他积极开展工作，深入调查研究，实事求是地向党中央提出建议，为建立和发展中南友好合作关系、传播两国人民的友谊，作了不懈的努力。
1958年10月－1967年4月，伍修权担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并曾兼任机关党委书记。
文化大革命中，伍修权不畏邪恶，刚直不阿，正气凛然。他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挺身而出保护王稼祥等领导干部和受迫害的群众，坚决抵制林彪、康生一伙的倒行逆施并与之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遭到残酷迫害，被关押监护长达八年。
1975年4月，伍修权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分管情报和外事工作。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他认真贯彻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指示、决议，拟制了新时期情报、外事工作方针和规划，主持修改了军队外事工作的有关规定，加强了国际战略形势的调查和综合研究，为党中央、中央军委若干重大决策提供了依据。
1980年6月，党中央决定伍修权为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审判工作指导委员会成员和特别法庭副庭长、第二审判庭审判长，领导参加了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审判工作，胜利完成了这一令世人注目的历史性审判。
是第三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常委，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中国共产党第七、第八、第十一、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特邀代表，第八届、第十一届中央委员，在党的第十二次、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常委。
晚年伍修权 [1]
在担任中顾委常委期间，伍修权经常深入基层，联系群众，调查研究，积极向党中央提出建议。他担任中顾委在京委员临时党委书记时，组织学习贯彻中央的方针政策，领导完成了中顾委在京委员的整党。他还担任中共中央整党工作指导委员会委员兼检查组组长，主持查处了若干大案要案。参加了党的十三大筹备工作。担任过中央外事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中央安全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他还担任了中苏、中俄友好协会会长，北京国际战略学会会长，老区建设促进会名誉会长，欧美同学会副会长，中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顾问。在祖国统一、香港回归、维护国内安定团结、倡导两个文明建设等方面做了许多工作。他晚年撰写了大量回忆文章——《我的历程》、《往事沧桑》、《回忆与怀念》、《在外交部八年的经历》，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1997年11月9日，在北京逝世，终年九十岁。 [2]
人物贡献
编辑
参与审判反革命
在拨乱反正的历史转折中，伍修权公正无私，代表党和人民的意志，参与领导了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正义审判。1980年中央成立审判工作领导小组，伍修权担任领导小组成员，并被任命为特别法庭副庭长。特别法庭第二审判庭审判的主犯，都是军中的“老资格”，伍修权被认为在资历、声望和素养上
伍修权
都足以震慑罪犯、驾驭局面，因而被任命为庭长。在不到两个月里进行的42次庭审中，伍修权出庭30次，主持了其中的16次。那时他已是72岁高龄，仍然挺直腰杆坐在审判席上，庭审结束后马上到后台进行总结，参加有关会议，完全顾不上休息。在如何量刑问题上，面对社会上一片喊杀声，伍修权非常冷静地说：“我们都曾亲身受到林彪、江青的迫害，正因为如此，我们要克服可能有的感情作用，要更加客观冷静地处理这件事，要经得起后代人的检验。”这充分体现了一个革命家的远见卓识和政治气度。 [3]
领导建设辽沈战役纪念馆
伍修权同志十分关心位于锦州的辽沈战役纪念馆，积极筹划和推动新建辽沈战役纪念馆。 [4]
1985年4月29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中央军委办公厅联合下发了（厅字【1985】139号）《关于修建辽沈战役纪念馆的批复》，
伍修权同志为辽沈战役纪念馆新馆奠基
同意在锦州修建辽沈战役纪念馆。1986年4月8日， 中共中央组织部、解放军总政治部发出《关于辽沈战役纪念馆建馆委员会组成人员的通知》，任命曾在辽沈战役中担任东北军区参谋长的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务委员伍修权同志为建馆委员会主任，直接领导辽沈战役纪念馆新馆的建设工作。在伍修权同志主持下辽沈战役纪念馆建馆委员会先后召开了四次会议，审定了建筑设计方案、陈列大纲细目、陈列艺术设计方案和全景画创作样稿，解决了资金不足等建馆工作中的各种重大难题，用二十个月的时间，使辽沈战役纪念馆新馆在辽沈战役胜利四十周年之际（1988年10月31日）胜利落成并对外开放。
在建馆之初，伍修权同志提出了建设全景画馆的设想，并对全景画馆的具体创作提了原则意见。
伍修权与部分建馆委员会委员视察工地
后来，由于建馆资金缺口较大，有人提出全景画馆停建或缓建时，伍修权同志坚持要把全景画馆按时搞完。事实证明《攻克锦州》全景画馆的建设突出了辽沈战役纪念馆的特点。《攻克锦州》全景画具备了和世界上大型全景画同等规模的巨大篇幅，填补了我国博物馆事业和美术事业的一项空白，成为中国博物馆和艺术史上的开山之作。
伍修权同志十分关心辽沈战役纪念馆新馆的建设与发展，曾多次到辽沈战役纪念馆视察（其中曾六次到建设工地考察），并把自己在东北三年解放战争中穿过的大衣捐赠给辽沈战役纪念馆，还给辽沈战役纪念馆提出了很多宝贵意见。
伍修权在《攻克锦州》全景画创作现场
辽沈战役纪念馆建成后，伍修权同志仍一直关心辽沈战役纪念馆的事业，1988年10月31日辽沈战役纪念馆建馆委员会结束历史使命后，经伍修权同志提议又成立了辽沈战役纪念馆管理委员会。另外在园区规划建设、修建东北解放烈士纪念碑廊和朱瑞将军塑像等项工作上，都得到了伍修权同志的支持和肯定，并为位于辽沈战役纪念馆院内新建的东北解放烈士纪念碑题写了碑名。1990年10月，伍修权同志为辽沈战役纪念馆题词：“建馆昭英烈、树碑启后人”。 [5] [6]
主持编辑《辽沈决战》
1983年8月13日，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书记的陈云同志在中南海主持召开了《辽沈决战》一书编辑出版会议。会上经陈云同志提议，成立了《辽沈决战》编审小组。并决定由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和辽沈战役纪念馆共同负责这个项目。辽沈战役纪念馆建馆委
辽沈战役纪念馆建馆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合影
员会成立后，伍修权同志作为编审小组成员，实际主持《辽沈决战》编辑工作。在伍修权同志及《辽沈决战》编审小组其他成员和《辽沈决战》编辑部组成人员的共同努力下，由中共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中国人民解放军辽沈战役纪念馆建馆委员会和《辽沈决战》编审小组合编的《辽沈决战》（上、下）一书，于1988年10月辽沈战役胜利四十周年之际由人民出版社顺利出版，并在1988年10月31日上午9时28分，辽沈战役纪念馆新馆落成典礼上首发。
《辽沈决战》（上、下）出版后，许多老同志反映还应增加和补充资料，才能全面展现辽沈战役全过程。于是经中央领导同志同意，决定编辑《辽沈决战》（续）。伍修权同志继续担任编审小组成员，并亲自担任编辑部主编，全面负责编辑工作。辽沈战役纪念馆管理委员会和《辽沈决战》编审小组合编的《辽沈决战》（续）于1992年10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5] [6]
出席联合国安理会会议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后，周恩来总理代表中国政府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侵略朝鲜、中国台湾和干涉亚洲事务的罪行，并向联合国安理会提出控诉美国武装侵略中国领土台湾的提案，严正要求联合国大会及安理会召开有关讨论美国侵略中国、侵略朝鲜的会议，必须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代表参加。时任外交部苏联东欧司司长、年仅42岁的伍修权作为特别代表率团出席了这次会议，参加了“美国侵略台湾案”的辩论，在纽约掀起了一场“红色风暴”。
伍修权左一乔冠华左二龚普生在联合国 [1]
美国侵略朝鲜和台湾直接威胁到新中国的安全，也引起了国际上的严重关注。以苏联为首的“和平民主阵营”为了抵制美国势力侵入东方各国，对我国表示全力支持；印度等友好邻邦对我国的处境也十分关注和同情，力图缓和调停这一紧张局势；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阵营”则竭力为其侵略行径辩护，企图扩大其侵略成果。这样，官司就打到了联合国。8月，周恩来总理兼外交部长代表中国政府致电联合国，控诉美国的武装侵略，要求安理会制裁美国侵略者，促其撤退侵略军。美国政府则利用联合国进行反扑，于是在当年联合国安理会的议程上，就出现了两个重要议题。一个是由我国提出的“美国侵略台湾案”，一个是美国为反诬我国而提出的“中国侵略朝鲜案”。按照联合国宪章有关条款的规定，安理会在讨论有争端的问题时，应当邀请有关的当事国参加讨论。鉴于这一规定，安理会于1950年9月29日通过决议，同意由中国政府派出代表团出席联合国大会和安理会，参加“美国侵略台湾案”的讨论，表达中国政府的立场。
经过郑重研究，毛泽东、周恩来最后决定派出伍修权作为特使率团前往，并确定了代表团的其他成员。伍修权是一位久经革命斗争风浪考验的具有文韬武略的将才，是当时出任中国政府特派代表的最佳人选。
1950年10月23日，周恩来以外长名义致电联合国秘书长赖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业已任命伍修权为大使衔特派代表，乔冠华为顾问，其他人为特派代表之助理人员，共9人出席联合国安理会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所提出控诉武装侵略台湾案的会议。”1950年11月14日，中国政府代表团离开北京，肩负着崇高使命向联合国所在地---美国纽约成功湖出发。
1950年11月24日早上6点13分，代表团乘坐的英国海外航空公司班机在纽约机场降落。这天也正是麦克阿瑟宣布要在圣诞节前结束朝鲜战事回家过节的日子。中国代表团为人关注的程度可想而知。第二天，中国代表团抵达纽约的消息成了各大报纸的头条新闻。
第一次来到美国的心脏地带，代表团每个人都保持着高度警惕。伍修权曾回忆说，当时大家看到地毯上因静电擦起的火花，都会想一想，这是不是什么特殊的特务装置。为了防止被窃听，大家不在房间里谈论工作，需要商量事情的时候，就到饭店旁边的一个公园里，边散步边商量。
1950年11月27日上午11点20分，联合国安理会秘书处才通知，正式邀请中国代表团出席安理会会议。中国代表团赶到成功湖联合国总部已经12点。
中国代表团进入会场的时候，苏联外长维辛斯基正在发言。他看到伍修权等进来，立即停下原来的讲话，说：“欢迎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参加会议，预祝他们工作成功。”
代表团被工作人员引导到写有“中华人民共和国”英文标签的席位上。伍修权的旁边是英国代表杨格，再过去就是美国的杜勒斯。按议程，当天中国代表不发言，只是亮个相，向世界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已经来到联合国。
1950年11月28日下午，联合国安理会开始讨论我国提出的“美国武装侵略台湾案”。在这次会上，伍修仅代表我国政府发表了长篇演说。他首先庄严宣告：“我奉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之命，代表全中国人民，来这里控诉美国政府武装侵略中国领土台湾（包括澎湖列岛）非法的和犯罪的行为。”接着，伍修权列举大量历史和当时的一系列事实后明确指出：“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美国政府的武装力量侵占了台湾，这就构成了美国政府对中国公开直接的武装侵略行为。”伍修权着重批驳了“台湾地位未定论”，特别是“台湾地位的确定须待对日和约签订”的谬论。他说：“美国政府侵占台湾，本来是没有丝毫理由的，然而为了要侵略，它需要找出‘理由’来，说是‘台湾地位还没有确定’啊，因此美国武装侵略台湾，不能算是美国侵占了中国的领土。”“这样说行不行呢，不行的。首先，1950年1月5日的杜鲁门反对1950年6月27日的杜鲁门。1950年1月5日，杜鲁门说：‘美国及其盟国承认中国对该岛行使主权’，当时杜鲁门先生并没有以为对日和约已经签订了。其次，罗斯福总统反对杜鲁门。1943年12月1日，罗斯福总统庄严地宣布了‘日本所窃取于中国的领土例如满洲、台湾、澎湖列岛等应归还中国’的《开罗宣言》，当时罗斯福总统或其他任何人也不以为在对日和约签订以前《开罗宣言》是无效的，以为满洲、台湾、澎湖列岛在那时以前仍然应当归日本所有。”“台湾的地位早就决定了，台湾根本不存在什么地位的问题。台湾只有一个问题，就是美国政府武装侵略我国领土台湾的问题。因此说是由于对日和约尚未订立，台湾的地位不能决定，应该由联合国审议的一切说法是同历史开玩笑，同现实开玩笑，同人类的常识开玩笑，同国际协定开玩笑，同联合国宪章开玩笑，是杜鲁门总统同杜鲁门总统自己开玩笑的荒谬绝伦的不值一驳的笑话。”这一席逻辑严密、言词锋利、对美国政府极尽冷嘲热讽的话，使美国代表奥斯汀气得脸红脖子粗，狼狈不堪。
伍修权进而揭露：“美国的实际企图是如麦克阿瑟所说的为使台湾成为美国太平洋前线的总枢纽，用以控制自海参崴到新加坡的每一个亚洲海港。”把台湾当成美国的“不沉的航空母舰”。针对“美国未曾侵略中国领土”之说，伍修权质问道：“好得很，那么，美国的第七舰队和第十三航空队跑到哪里去了呢？莫非是跑到火星上去了？不是的……它们在台湾。任何诡辩、撒谎和捏造都不能改变这样一个铁一般的事实：美国武装力量侵占了我国领土台湾。”
伍修权又说：“美帝国主义者现在走的正是1895年日本侵略者走的老路。但是1950年毕竟不是1895年，时代不同了，情况变了，中国人民已经站起来了。富有反抗精神和高度警惕的中国人民，一定能驱逐一切侵略者，恢复属于中国的领土。”最后，伍修权代表中国政府向安理会提出三项建议：第一，谴责和制裁美国侵略台湾及干涉朝鲜的罪行；第二，使美国军队撤出台湾；第三，使美国和其他一切外国军队撤出朝鲜。
奥斯汀对伍修权的发言进行答辩，辩解美国没有侵略中国，也没有干涉中国内政。由于根本违背事实，他的发言连西方国家的代表听了也不时摇头。伍修权对此质问奥斯汀：“自8月27日到11月25日，侵略朝鲜的美国武装力量侵犯中国领空，据初步统计，已达200次，毁坏中国财产，杀伤我中国人民。我质问奥斯汀先生这是不是侵略？自从6月27日以来，美国第七舰队侵入我国台湾领海，以阻止我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对台湾行使主权。我质问奥斯汀先生，这是不是侵略？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美国政府花费60多亿美元帮助中国国民党集团发动内战，美国武器杀伤了数百万中国人民，我质问奥斯汀先生，这是不是干涉内政？”铁证如山，事实俱在，全场鸦雀无声，不少代表的目光冷对奥斯汀。奥斯汀紧张窘迫，再不敢张口。
伍修权的演说2万多字，讲了近2个小时，各国代表通过同声翻译收听了发言内容。这篇大义凛然的发言，轰动了美国和西方世界。事后有人对伍修权说，他演说时嗓门很高，劲头特足，不论是发言的内容，还是演说的声音，都把会场给震动了，就像把中国人民憋了多年的气，一下子吐了出来。
演说结束后，许多人上前同他热烈握手，向他表示欢迎和祝贺。
伍修权的发言在国际社会引起强烈反响，连一般的美国老百姓也感到非常惊讶，因为毕竟还没有哪个国家在联合国这样谴责过美国人。当时有一个美国黑人对代表团说：“你们这次发言，是有色人种第一次指着美国人的鼻子谴责他们，告诉他们地球上不仅只有美国人存在，而且还有其他的人居住着，你们的控诉使黑人更有希望了。”
1950年11月29日，安理会继续开会。这次会议开始是讨论美国诬蔑我国的所谓“侵略朝鲜案”，安排了南朝鲜(今韩国)的代表第一个发言。中国代表团为了表示抗议，拒绝参加这种讨论，入场后有意不到会议席就座，而坐在大会的贵宾席上，只参加旁听。南朝鲜代表发言后，蒋介石的“代表”蒋廷黻接着发言。为了便于同他进行斗争，中国代表团又坐回到会议席上，准备伺机予以反击。蒋廷黻的发言除了照例对中国新政府进行攻击辱骂外，又为其美国主子的侵略罪行辩解开脱，还引用了一些十分可笑的“证据”。蒋廷黻口口声声“代表”中国，发言时使用的语言却又不是中国话，从头到尾用的都是英语。待他发言完毕，伍修权马上要求临时发言：他首先指出蒋廷黻只是国民党残余集团的所谓“代表”，根本无权代表中国人民，接着伍修权抓住蒋廷黻发言不讲中国话的“小辫子”嘲笑挖苦说：“我怀疑这个发言的人不是中国人，因为伟大的四万万七千五百万中国人民的语言他都不会讲。”这下弄得蒋廷黻十分狼狈，也给了与会者深刻的印象。中国代表团在会上理直气壮地使用着祖国的语言，并为此“敲”了蒋廷黻一下。这是一段即席讲话，事先没有稿子，只由大会的同声翻译临时译成外语并广播出去。当时翻译这段话的是位中国女同胞，名叫唐笙，曾经在英国受过教育，英语很出色。伍修权这段即席发言，她翻译得顺畅准确，带有相当的民族自豪感，收到了很好的效果，使在场听众再次感受到中国代表的智慧与风采。
1950年11月30日，安理会继续就我国控诉“美国侵略台湾案”和美国的所谓“中国侵略朝鲜案”进行讨论。奥斯汀极力把大家的注意力引到朝鲜问题上，企图通过对他们有利的提案，最后又操纵表决器，否决中国关于谴责和制裁美国侵略者、美军自台湾和朝鲜撤退的提议。对这一无理决定，伍修权强烈声明：“只准帝国主义侵略，不准人民反抗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要告诉奥斯汀先生，美国的这种威胁是吓不倒人的！”
1950年12月7日，美国操纵联合国多数通过决议，将诽谤我国“侵略朝鲜”的提案列入联合国议程。中国代表团在这一颠倒黑白的提案通过后，愤怒地离开会场。接着，联合国又在美国操纵下，宣布联合国大会和联合国大会政治委员会均无限期休会。联大的这些决定，实际上取消了中国代表团利用联合国讲坛同美帝国主义者进行斗争的机会。中国代表团便适时地采取了别的斗争方式，把在联合国会场内的斗争，转移到会场以外来。
1950年12月16日下午，中国代表团在联合国所在地成功湖举行了记者招待会，伍修权根据我国政府指示，对各国记者发表谈话说，中国代表团是为争取和平来的，我们向联合国安理会提出了种种合理建议，“但是不幸地、虽然并非是出乎意料之外，联合国安理会在美国集团的操纵下，拒绝了我国政府这个合理的和平的建议，对此，我们表示坚决的反对和抗议”。由于美国政府的操纵，联合国未能继续讨论控诉“美国侵略台湾案”，但是，我们以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声音是应该被全世界听到的，因此，我把准备在联大政治委员会的发言，在这里分发给大家。同时，我们对于美国政府如此操纵联合国，不让我们有继续发言的机会，表示愤慨。最后，他又通过记者向用各种方式对中国代表团表示欢迎和友好的美国人民表示衷心感谢，深信中美人民定能战胜美国统治集团的侵略政策，使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发展下去。
面对美国操纵联合国无限期休会的情况，中国政府发表声明说：“伍修权将军及其随员已无留在成功湖的必要，故已命令伍修权将军等于12月19日启程回国。”
1950年12月19日，代表团完成了此行的任务，离开美国回国。就在代表团准备起程回国的前夕，1950年12月16日，美国宣布冻结中国在美资产，包括全部存款。当时代表团带到美国的经费也存在当地的银行里。因为即将回国，代表团大部分的钱已经取出来了，最后只有680美元被冻结在那里，损失不大。
至此，伍修权历时37天的联合国之行，胜利结束。这是新中国的外交代表第一次在联合国控诉美国对中国的侵略，显示了站起来的中国人民不怕鬼、不信邪的英雄气概，大长了中国人民的志气，大灭了美帝国主义的威风。美国有的报刊评论说：“红色中国的外交强硬，这是蒋介石政府所不能望其项背的。”
青年伍修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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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修权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留影
一、辛亥革命断了伍家生计，书吏之子求学路上备尝艰辛
伍修权（ 1 9 0 8 — 1 9 9 7年），曾用名吴寿泉，祖籍湖北大冶，出生于湖北武昌。他的祖父伍伦奎和父亲伍理钊都在清庭驻武昌的湖广总督衙门下面做事，专做抄抄写写文书一类的工作，虽然收入有限，但吃的是“皇粮”，一家人衣食有靠，一度达到了小康之家的水平。可好景不长，就在伍修权三岁时，他的故乡武昌爆发了辛亥革命，一夜之间湖广总督衙门不复存在，伍家的两位书吏也自然丢了差使，全家人赖以生存的唯一经济来源被切断了。辛亥革命推翻了大清王朝，结束了中国二千多年的帝制，这对于社会发展和国家民族来说，当然是一件幸事，但对伍家这样依附于旧体制维持生计的家庭而言，却带来了巨大的冲击，使他们一下子沦落到了社会的最底层。伍修权的祖父在贫病之中黯然去世，父亲到处求职却四处碰壁，全家人只得靠糊火柴盒等手工活来谋生。伍修权有兄弟八人，他排行老四，从小他就跟着几个哥哥在长江边拣菜叶薯根，在蛇山上拣拾煤渣柴枝。他家的邻居，大都是工人、手工业者和小贩等下层劳动者，其子弟也就成了伍修权的童年伙伴。正是这一切，才为伍修权此后成为革命者提供了必要的条件和环境，从而打下了最初的“阶级基础”。正如他自己在回忆中所言，由辛亥革命引起的的家境衰落，“却从另一个方面，给我带来了一些意外的好处，可以说是‘有所失，必有所得’，……我在这里得到的现实教育，大大有助于自己后来的投身革命。”
由于家境贫寒， 孩子又多，伍修权吃饭穿衣都不容易，想受教育更是困难重重。直到1920年他12岁时，还只能在家中帮忙做些杂活补贴家用。不过他也不能算毫无文化，毕竟父辈是书吏出身，也算是读书人，虽然不能教给伍修权现代知识，却也让他基本识字，能背上几段“子曰诗云”。那时正是“五四”运动的第二年，一些热心人士为了普及教育和唤起民众，开始面向广大劳动群众的子弟办学，武昌城里也开办了一个不收学费的“单级学校”。伍修权从邻居家的小伙伴那里听到了这个消息就去参加了报名，老师见他已经基本识字，又见他的年龄个头远在其他儿童之上，就让他直接插进小学二年级，伍修权也总算正式开始了他的求学之路。这个武昌重镇的小学校和今天许多偏远地区的小学校相比，恐怕都要逊色许多。所谓学校，不过是一间教室，一个老师给四个年级一共四十多名学生轮留讲课而已。条件虽然简陋，伍修权却依然学得十分起劲，由于这种特殊的教学模式，他可以在那儿同时同地听到几个不同年级的课，学习效率倍增，当年就跳入了初小三年级。正当伍修权发奋读书之时，情况又发生了变化。这所挂靠在武昌高等师范小学名下的“单级学校”，在办了一年半之后，因为经费短缺和支持不力等等原因不得不停止办学，伍修权又面临着失学的命运。所谓天助自助者，由于他入学后一直勤奋学习并名列前茅，老师对他格外器重，在单级学校停办之时，帮他疏通了有关方面，让他进入了同样免费的武昌高等师范附属小学，并且插入初小四年级继续读书，伍修权才得以继续求学。
由于是一所正规的学校，校方规定每个学生必须穿统一的校服。这一件小小的校服却难坏了伍家，连吃饭都时常断顿，哪有余钱为他添置校服呢？经过再三的请求和老师的同情谅解，学校在免收学费之后，又破例允许他不穿校服上学。于是，伍修权每天穿着家常的旧布衫，背着自制的小书包，走在了整齐划一的学生队伍里。由于衣服的关系，听课时他不得不坐在教室最后的角落里，列队出操又照例站在排尾，到哪儿都是一个突出的目标，不断地承受不时袭来的讥讽和嘲笑。这时的伍修权已经不是一个普通的懵懂少年，周围的社会环境已经使他懂得，一个人要自立并受到他人尊重，并不在于他的衣着外表，而是在于他的品行和学识。面子上的不好受逼出了骨子里的自尊心，使他形成了更强的上进心，穿着上不如别人，学业上却要高于别人。由于伍修权的刻苦努力和他待人接物的谦虚诚恳，使他很快赢得了周围老师和同学们的尊重和好感，最终顺利地完成了在高师附小的三年学习。
二、十四岁少年幸遇恩师，中共一大代表成为他的入团介绍人
1922年即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的第二年，伍修权在高师附小升到了高小五年级。就在这一年，伍修权的班里来了一位新老师。这位老师二十五六的年纪，生得方方正正，浓眉大眼，对人满面春风，又透出一股正气，一见面就让伍修权觉得可敬可亲。这位老师到班里不久，就注意到了班上从个头到学业都高出别人一头的伍修权，经常和他交谈，相互间很快熟悉起来，建立了相当密切的关系。这位老师，就是伍修权思想上的启蒙者和革命道路上的引路人，中共一大代表和湖北地区最早的共产党人陈潭秋。当时，陈潭秋以学校教师为职业掩护，一面领导湖北地区党的工作，一面传播革命思想，发现并培养革命青年。他不仅为学生讲授语文和历史等重要课程，还是与学生关系密切的级任老师，相当于今天学校的班主任。在课堂上，陈潭秋不断地将许多的革命道理和社会知识，点点滴滴地灌输到孩子们的头脑中。在讲解革命理论的时候，他善于联系实际，又不超出讲课的范围，把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渗透到他要讲的课题中，使学生在不知不觉中接受了不少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思想。他讲的道理既新鲜又深刻，语言又很生动和浅显，对于伍修权这样求知欲旺盛的青年来说，无异是在革命知识的荒漠上，浇洒下一阵阵甘霖，在正待开发的处女地上，播下了一粒粒种子。伍修权由于自己所处的家庭地位和环境，正对社会上的许多不公现象感到不可理解，听了陈老师的讲课和言谈，思想上的重重迷雾渐渐被拨开了。
过了一段时间，陈潭秋又组织伍修权等年龄较大又积极上进的学生，利用课余时间为失学的工人子弟扫盲识字，同时对学生家长和工人家庭进行社会调查，使伍修权比较深入地接触和了解了劳动人民和无产者的生活状况，从而启发和提高了他的阶级意识和斗争观念。在此基础上，陈潭秋又让伍修权等开始参加一些党的外围活动，使他们由普通的学生，渐渐变为一个个初具革命思想的进步青年。
1923年底，经过一年多的教育和考察，党组织决定将15岁的伍修权和另外二名同学吸收入社会主义青年团，陈潭秋和当时武汉团组织的负责人何恐作为他们的介绍人。入团的仪式不比今天，既没有激昂的大会宣誓，也没有洪亮的集体歌唱，只是下课以后，在一间小屋子里，由陈潭秋庄严而低沉地通知伍修权等三名学生，组织上批准了他们的要求，同意他们成为党所领导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团员。随后，他和何恐同志为伍修权等讲解了青年团的任务，对团员的要求和今后的工作等等，同时决定由伍修权和另两名一起入团的同学，组成高师附小的第一个团小组，并指定伍修权为第一任小组长。仪式虽然简单，意义却非比寻常，它可以说是伍修权人生中最重要的转折点，正是从这一天起，伍修权正式成为了革命队伍中的一员。当时，共产党被简写为“CP”，共青团则简写为“CY”。
伍修权无疑成了当时武汉地区第一批，同时也是中国第一代的“CY”成员。
三、中秋之夜离乡北上，初一学生跻身苏俄大学堂
1925年的秋天，伍修权刚刚完成了高师附中第一年的学习。开学不久后的一天，伍修权路过当地党组织负责人钱介磐老师家门口，钱老师远远地就迎上来叫住他，告诉他有一件很重要的事要跟他谈。原来，孙中山先生逝世以后，共产国际和联共(布)中央为了纪念这位伟大的中国革命家，决定在莫斯科创办一所以孙中山命名的学校，专门为中国培训革命人才和党的干部，以进一步帮助和支援中国革命，这就是莫斯科中山大学。中山大学已经筹建就绪，中共中央通知各地的党组织，选派一批年轻的党员、共青团员和进步青年，在指定地点集中，然后集体赴苏学习。湖北的党组织遵照中央的通知，对所属的党、团员和青年骨干一一作了研究，确定了伍修权和其他一批同志作为赴苏学习的人选。听到这个消息后，伍修权欣喜若狂，红色首都莫斯科是革命青年心目中的圣地，是十月革命的发祥地，能够到那里学习，是以前想也不敢想的事,他立即向钱老师表达了愿意赴苏留学的意向。
按照中央规定，各地赴苏人员一律到上海集中待命，由于当时党的经费有限，去上海的路费及个人行装只能各人自筹解决，这又成了伍家的大难题。虽然全家人对伍修权获得出国留学的机会异常高兴，可是家无余粮，生活尚且困难，更别说为伍修权整置长途旅行的路费和行装了。正当伍修权无计可施近于绝望之时，恩师和同窗们向他伸出了援助之手，伍修权的小学老师张朗轩先生为他送来了多年的积蓄四十元大洋，解决了他的路费和行装问题，同学何立人将自己的一件呢大衣送给了他，帮他抵御了横渡日本海和跨越西伯利亚的一路风寒，其他师友也都用各种方式对他表示了支持和帮助，使得伍修权得以顺利成行。1925年的中秋之夜，伍家举行了一个多年来最丰富的家宴为伍修权饯行，父亲破天荒地割回了一点肉，打了二两酒，母亲还为他做了一盘炒鸡蛋。吃完团圆饭，父亲和三个哥哥将他送上了东去的轮船。当时谁也没有想到，这实际上是他们最后的诀别，不等伍修权重回故乡，他的父亲和三位兄长就在贫病之中相继辞世了。伍修权重回故乡与母亲团聚，已经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的事了。
当年10月28日，伍修权和同志们乘上一艘驶往苏联的煤船，到达远东的海参崴后，换乘火车用两周的时间到达了革命圣地莫斯科，在那里苏联政府为这些中国革命者提供了相当良好的学习和生活条件。当时的中山大学面临大街，附近是一所历史悠久的大教堂，校舍是高达数层的宽大楼房，有宿舍、教室、小吃部和办公用房，还有专门的俱乐部，校内设有面积宽阔的大广场，有专门从瑞典请来的体育教员带领学生做早操，学校南端还建有一个小花园，供教师和学生们课余散步聊天。到校不久，校方就请来了裁缝为每个中国学员量身制做了西服、大衣和皮鞋等日常着装，然后分编班级，发放了学生证，每人每个月还能领到十个卢布的零用钱。于是，伍修权这个在国内衣着寒酸坐在教室角落里饿着肚子听课的穷小子，一下子变成了西装革履享受当时一流教育和训练的大学生。
中山大学根据中国学员的文化程度编成几个班，每班约二十多人。从法、德等国来的同志外语水平较高，编为法语、德语班，从中国去的英语较好的则编成英文班，直接用外语上课。学习的课程有马列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联共党史、西方革命运动史、东方革命运动史和俄语。在班上伍修权的年龄最小、文化程度最低，别的同学多是大学文化，至少也是高中，只有他一人刚刚上完初一。由于伍修权的勤奋好学，他这个小小的初中生进步很快，整体成绩在这个精英群体中居于中等，超过了许多基础比他扎实的同志，俄语和政治经济学方面尤其突出。在中大学习，要听懂教授的讲课，学好俄语是一个先决条件，伍修权在俄语学习上也下了很大的心思。当时同学中只有一本刘泽荣先生编写的俄语语法，伍修权一回宿舍就争着看，把那些名词、代词、形容词的变格和动词的变化规律等等，都背得烂熟。为了学习单词，伍修权专门准备了一个小本子，把所接触到的新单词都抄到小本子上，将它们反复记熟，背熟后再把这一批去掉，换上新的不熟的单词，再反复背，如此不断反复，词汇量得到了迅速提高。此外，伍修权还利用各种机会去练习俄语的听说，通过实际使用来提高自己的俄语水平。如此一来，伍修权的俄语水平在短期内得到了迅速提高，不通过翻译也能大致听明白教员的授课了。在政治经济学这门课上，由于伍修权平时对这一学科很感兴趣，阅读了许多教材和辅导材料，加上他的俄语水平不凡，同学们一致推荐由他来担任翻译。在课堂上，伍修权流利而准确地翻译和讲解了教员的论述，得到了大家的一致好评。
四、反革命政变阴云起，文秀才变武将军
1927年，伍修权来到中大学习已经快两年了，正当他要结束在中大的学业之时，一个惊人的消息传来，蒋介石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因为国民党右翼势力的叛变而失败了。中国共产党人奋起反抗，用一系列的武装起义来回应国民党反动派的残酷镇压。在激烈的斗争中，党深感军事人才的不足，于是通过共产国际中共代表团，从已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结业并准备回国的学员中，抽选一批转入苏联各个军事学校，为新生的人民军队培养经过正规教育和训练的军事人才。正当伍修权为不能回国参加斗争而焦虑不安时，校方向他传达了中共中央的这一指示，伍修权当即表示服从组织的安排。按照伍修权的条件，他可以按照自己的爱好，任意选择不同的军兵种及其学科，步兵、炮兵、工兵、骑兵和海、空军等等，都可以自由报名应试。他考虑到国内的作战形式主要将是游击战争，其他兵种虽然都比步兵潇洒和轻松，但只有靠两条腿走路的步兵才最适合国内斗争的需要，于是决定学习步兵。
伍修权来苏联之前只是一个阅历不深的青年学生，这两年虽然学了不少马列理论，但对当兵打仗还根本摸不着头脑，于是他决心从头学起，报考专门训练初级军事指挥员的莫斯科步兵学校。校方将伍修权等十一名应考合格的原中山大学学生编成一个单独的中国班，他们成了莫斯科步校的第一批中国学员。步校位于莫斯科郊外，利用的是沙皇时代就存在的军校旧址，这里的环境和中山大学很不相同，校舍完全是兵营式的建筑，设有各种训练器械和室内运动场。学员宿舍也完全是基层连队的风格，每间宿舍安排三十多人同时居住，正好是一个排的建制，每人一张木床一个小柜，还设有集体的枪架。到了步校，伍修权就换下了他那一身西装革履的学者打扮，夏天穿的是套头式的士兵单衣，冬季是拖到脚面的粗呢军大衣和高达膝盖的毡靴，完全成了一个苏军普通战士的模样。
步校的生活方式和作息制度和部队完全一样，每天很早起床出操跑步，吃过早餐就上课，一上就是五个小时，上午的操课全部结束后才吃午饭，午休后又是三小时的操课，晚上是自习时间，除了各自温习功课、整理笔记和阅读有关书籍，有时还得去听教员辅导。对伍修权来说，这种生活虽然紧张刻板，却有十分丰富、充实的内容，让他感到每天都有一定的收获与长进，因此学习的劲头始终不减。步校有许多课程不在室内而是在室外进行，比如队列训练、射击投弹、地形学等等，对学员的体能素质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不过，这可难不倒伍修权，他从来就不是一个文弱的书生。身为穷人的子弟，长期的劳动锻炼出了他强健的体魄，在国内上学时他就是学校运动会上从不缺阵的运动员，曾经在一次运动会上几乎包揽同一年龄组的全部冠军，被同学称为“台炮”，野外的风雨对于伍修权而言已经习以为常了。苏联军队那时依然重视骑兵，步校的学生也要学习骑术。俗话说“北人善马，南人善舟”，伍修权这个长江边上长大的青年连马都见得不多，要想学会骑马，难度可想而知。可伍修权就是有股不服输的劲头，在不知摔了多少个跟头之后，他不但能够用双手驾御战马，还能用两腿夹住马肚，在马上自如地射击和劈刺，成了技艺精湛的骑手。
冬夏两季，伍修权要和其他战友一起到郊外参加野营训练和攻防演习。夏天，他们要自己搭帐篷，住在户外；冬天，更是要经受俄罗斯零下几十度严寒的考验。伍修权常常头戴只露出面部的毡帽，穿着又长又厚的军大衣和沉重的高筒皮靴，在深达一两尺的积雪中摸爬滚打，前进时一步一个深坑，每一步都迈得十分艰难。在剧烈的运动中，一方面外面寒风刮面痛如刀割，另一方面体内又热得如同火烧。这种异乎寻常的锻炼，帮助伍修权适应了各种气候和环境，培养了他克服困难的毅力和勇气，为以后几十年的军旅生涯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五、异国佳人留不住中国青年，从伯力到江西万里赴戎机
到了1929年，伍修权在莫斯科步校已经渡过了两年的学习时光，这年10月，东北的张学良和苏联军队发生了边界冲突，即“中东路事件”，苏军急需一批中文翻译随军出征，就到莫斯科步校挑选了十名中国同志，伍修权也在其中。战事结束后，伍修权又被分配到苏联远东保卫局，成了一名专职的翻译。在那里，伍修权成了苏联军官，加入了联共（布）党，获得了相当优越的工作条件和生活环境。当时远东地区有不少华侨，大多是农民，俄语水平不高，苏联政府十分需要汉语翻译协助进行管理，而伍修权受过专业的教育和翻译实践的锻炼，是中山大学的高材生，又积极肯干，因此深受保卫局领导的器重。为了做好当地华侨的工作，当地办了一份中文报纸，经常请伍修权将苏联报刊上的一些重要文章和军政机关的文件公告译成中文在报纸上发表，有的还汇编成小册子出版并分发给华侨阅读。伍修权笔译技能娴熟，下笔速度很快，有时一个周末就能译出一万多字，一经发表，就能拿到相应的稿费。当时伍修权手头可是相当的宽裕，加上开支不大，很快就积攒了一笔不小的存款，还经常拿出稿费请周围的同志下馆子，吃羊肉串。要知道那时苏联还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生活还很艰难，一天只有午餐时才能在白菜汤里见一点肉丁，下馆子大块吃肉大口喝酒可是件很奢侈的事。
在苏联的那段时间，伍修权不但经济上非常“小康”，爱情女神对他也十分眷顾。在不少苏联姑娘的眼里，来自中国的青年是理想的恋爱对象，他们大都受过良好的教育，年轻潇洒又颇有修养，当时也确实有一些在苏联留学的中国青年娶了当地的姑娘安居乐业以致乐不思“蜀”。在莫斯科步校学习期间，步校医务室一名叫“卡佳”的护士姑娘对他颇有好感，常常去找他。由于伍修权的俄文名字是“彼契可夫”，人们就开玩笑地将两人的名字合起来，叫他们“彼契卡佳”。护士姑娘欣然接受，伍修权却没有表态，后来他奉命调到远东，这份感情也就没了下文。到远东保卫局后，单位的一位女共青团员又相中了他，几次对他进行暗示，伍修权却总是装作没有理解对方的好意，没有进行回应。后来，保卫局的领导为了让他在当地扎下根来，安心工作，也一再动员他找个苏联姑娘结婚，主动为他当起了红娘。
安逸的生活并不能让伍修权平静下来，在苏联生活得越久，他对祖国的思念也越急切，渴望回国参加斗争的意愿日夜萦绕在他心头。他正是血气方刚，精力旺盛的时候，成天坐办公室，啃黄油面包可不是他的理想，他朝思暮想的是回到祖国的土地上去，和同志们并肩战斗。他把自己的想法试探性地向保卫局的领导提了几次，保卫局的领导哪里肯放走这样一个难得的人才，对他说共产党员都是国际主义者，在哪儿工作都是为共产主义奋斗，他在局里的工作十分重要，不必非回中国不可。几次碰壁之后，伍修权决心绕过远东保卫局，向驻共产国际的中共中央代表团求助。但是，怎么才能获得领导的同意，到千里之外的莫斯科去呢，情急之下，伍修权使了个“金蝉脱壳”之计。他对远东保卫局的领导撒了个小谎，说他在莫斯科有个女朋友，想回去看看她，顺便动员她来远东，在这里定居下来。领导一听，大为满意，马上批准了他的要求，还帮他解决了从远东首府伯力去莫斯科的车票，开出了招待所的介绍信，并特批了一笔路费。伍修权心中暗喜，为了不使人产生怀疑，他几乎没有带走任何个人物品，连自己那笔不菲的存款也没动，只身赶往了莫斯科。到了莫斯科，伍修权马上和共产国际的中共中央代表团取得了联系，在代表团负责同志的协助下，伍修权回国的要求终于被苏方接受，准备在组织的安排下秘密回国。
当时从苏联秘密回国的路线有三条，一是绕道欧洲，搭乘远洋客轮回国，二是在海参崴搭苏联货轮从海路直达上海或者大连等中国港口。这两条线路虽然相对安全，却路费昂贵，耗时费力。第三条是通过中苏边境秘密越境，这条路最为便捷，却也最为危险，伍修权回国心切，就选择了这一方式。一个黄昏，伍修权换上一身黑色的中式衣裤，将作为路费的美钞和中国纸币用一条围腰布卷起缠在腰间，登上一辆马车，在秘密交通员的掩护下，向边境驶去。快过国境线时，一个土岗子上的碉堡里传来了一声吼：“什么人？”那是中国军阀部队的哨兵在问话。赶车的交通员非常轻松地回答道：“老毛子！”那时，边界两侧的居民常在两国间来回做工或者倒腾买卖，哨兵见得多了，往往懒得一一盘问，伍修权只听得碉堡里传来了几声懒洋洋的咕噜声，却没有人露面，马车毫不减速，转眼就把边境哨所甩在了后面。充满危险的国境线，由于白军哨兵的马虎松懈，让伍修权顺利通过了。伍修权赶到了满洲里的火车站，乘火车到达营口，又从营口搭上了开往上海的客轮，准备在指定的地点等待组织的下一步安排。
可是到达上海后，伍修权在预先指定的旅馆内，等了接近一个月也没有同志来接头。原来，上海的地下党组织刚刚遭遇了一场可怕的灾难，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叛变，供出了我党的大量机密，许多同志遭到逮捕和牺牲，上海的地下党组织一时间难以恢复正常工作，伍修权正处在一个非常困难的境地，随时都有生命危险。他从万里之外奔波回国，却一下子和党失去了联系，刚刚回国的欢欣鼓舞完全被焦灼和失望所代替，一时间不知如何是好。伍修权想来想去，只能咬着牙上街走走。这种做法一方面极大地增加了自己被捕的可能，另一方面却也有遇见同志的希望。一天晚上在南京路上，伍修权一边装作闲逛的游人，一边警惕地扫视着过往的人群，突然，一张熟悉的面孔映入了眼帘，他发现了和他在远东地区共同工作过的老同志张振亚！在通常的情况下，和街头碰见的熟人直接对接组织联系是十分危险的，在尖锐复杂的斗争环境下，有些人昨天还是朋友和同志，今天就可能变成叛徒和敌人。但伍修权此时别无选择，凭借对张振亚的了解，他相信张振亚是可以信赖的，于是他悄悄地走了过去，向张振亚说明了自己的情况。伍修权是幸运的，张振亚同志并没有暴露，而且还和组织保持着联系，他把伍修权的情况向上级组织作了汇报，在上级的安排下，伍修权离开上海坐船来到香港，一路辗转，穿越了闽西山区，最终到达了他万里奔波的目的地——中央苏区。
一到苏区，他这个经过苏联正规军校教育的军事人才，马上就发挥了作用。红军刚刚从白军手中缴获了一些马克沁重机枪，都是蒋介石花了大价钱从德国的兵工厂里买来的，这对连步枪数量都不够的红军而言可是火力强大的重武器。可是当时战士们对于这种新装备的使用和维修，还一无所知，只能看着这四个人才能扛动的大家伙干瞪眼。伍修权到了以后，稍稍摆弄了几下，马上让这些重机枪喷射出了密集的弹雨，在战场上大显神威，让战士们佩服得五体投地。很快，担任红军学校校长的叶剑英就发现了这个人才，亲自点将，挑选伍修权做教员，为红军学校的学员们讲解射击学原理。就这样，经历了千锤百炼的伍修权回到了国内革命斗争的大舞台，为他传奇的革命人生揭开了新的一页。
人物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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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成就
伍修权是一员儒将，戎马生涯几十年，几度在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叶剑英等同志的直接领导下工作，参与机枢，筹划大局，为中国革命和建设建立了卓著的功勋。叶剑英元帅曾经称赞伍修权同志“文武双全”。
伍修权是我军陆、海、空三军院校建设的开拓者之一。留苏回国后，他就在中央苏区新创建的红军学校执教，为培养我军早期指挥人才和建军骨干做了大量工作。解放战争期间，他兼任过东北军区军政学校校长，着力培养军事人才。抗战胜利之初，一批日本空军人员向我军投降，伍修权根据彭真同志指示，亲自出面做这些人的工作，接收他们为我军工作，使我军能够很快在牡丹江建起第一所航校。1949年2月，国民党海军“重庆号”巡洋舰起义，辗转到达东北葫芦岛，伍修权代表毛主席、朱德总司令欢迎和慰问起义官兵，并以他们为基本力量，在丹东参与筹建了我军第一所海军学校。他以极大的热情支持航校、海校的建设与发展，为我军空军、海军的创建做了人才准备。
伍修权还是我军情报工作的卓越领导者，他非常重视对情报的搜集和研究。战争年代，他善于把隐蔽斗争手段与公开合法斗争方式结合起来，通过各种渠道捕捉有价值的情报，完成了很多特殊任务，为党中央、毛主席决策提供了大量可靠的信息资料和对策建议。他到总参谋部工作后，大力加强情报战线的思想、组织、作风和手段建设，开拓了我军情报工作的新局面。他高度重视对世界形势的分析与研究，经常组织有关人员研讨国际战略格局的发展趋势，亲自掌握国际重大事件的动向，及时向中央提出报告和建议，为党中央、中央军委决策提供依据。
外交成就
新中国成立后，伍修权转入外交战线，成为周总理处理外交事务的得力助手。他作为新中国的代表，作为中国人民的友好使者，穿梭往来于世界各国，频繁出现于国际政治舞台，在尖锐复杂的国际斗争中，身负重任，不辱使命，表现了新中国一代外交家的卓然风采。
伍修权是我军军事外交的开拓者和领导者。1938年2月，他担任八路军驻兰州办事处处长，根据中央指示与苏联接触。在他和其他同志的努力下，兰州成为我党我军对苏军事交往的重要枢纽，接转了苏联为支援我国抗战派出的自愿航空队，接收了由苏联运来的军援物资。1946年4月，中央派伍修权担任军调处执行部长春分部我方负责人，工作中既要和国民党代表打交道，又要和美国人打交道。他站在党和人民的立场上，坚决贯彻毛主席的指示，在战场上夺到的东西，绝不能在谈判桌上失掉，为此进行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圆满完成了党赋予的任务。1975年4月，伍修权在任副总参谋长期间，主管军队外事工作。他按照邓小平同志确定的大政方针，清除林彪反革命集团影响，顶住“四人帮”干扰，主动配合国家外交，积极开展军事外交，邀请外国军事代表团来华访问，同时派出军事技术考察小组学习外军的先进技术和经验，增进了我军与友好国家军队的友谊。 [3]
人物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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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修权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光辉的一生，为人民无私奉献的一生。在长达7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无论遇到任何艰难曲折，始终具有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对党对人民无限忠诚。他具有坚强的党性原则，实事求是，坚持真理，公道正派，不畏邪恶，敢讲真话。他顾全大局，胸怀坦荡，光明磊落，从不计较个人得失。他勤于学习，勇于探索，团结同志，爱护下级，谦虚谨慎，平易近人。他自觉执行党内政治生活若干准则，廉洁自律，艰苦朴素，严格要求亲属子女及身边的工作人员，教育他们继承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他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坚决贯彻执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衷心拥护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他以共产党人的高尚品质和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高风亮节，身体力行实践了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的誓言。他把毕生的精力献给了党，献给了祖国，献给了人民，他的光辉业绩将永载史册，他崇高的革命精神和无私的革命品德，将永远铭刻在人们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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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词条背后的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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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修权（1908年3月6日—1997年11月9日），男，祖籍湖北大冶，出生于湖北武汉武昌。著名的中国人民解放军领导人，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外交家。中国人民解放军原副总参谋长。第三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常务委员会委员，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国共产党第七、第八、第十一、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特邀代表，第八届、第十一届中央委员，第十二届、第十三届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务委员。
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共产主义战士伍修权同志于1997年11月9日零时25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0岁。
人物生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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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修权，曾用名吴寿泉，祖籍湖北大冶，出生于湖北武昌。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外交家。
伍修权青少年时期，在陈潭秋、董必武的引导下走上革命道路。1923年冬，经陈潭秋介绍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1925年10月，由党派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系统地学习了马克思主义理论。1927年9月，进入莫斯科步兵学校学习。1929年到苏联远东边疆保卫局工作，1930年转为苏联共产党（布）候补党员。1931年5月，在中国革命的困难时期，他几经努力，不畏艰险，毅然回到祖国，投入艰苦的武装斗争。回国后即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到中央苏区后，伍修权先后担任闽粤赣军区司令部参谋，瑞金红军学校第一期连指导员、第二期政治营教导员、第三期军事团教育主任，军委模范团政委，军委直属第三师政委，福建军区汀（州）连（城）分区司令员兼政委等职务。其间，参与编写了我军早期的军事教材，编译了苏军战斗条令，参加了第三、四次反“围剿”。在芦丰战斗中，英勇作战，身负重伤。1933年秋，任共产国际派驻中共中央军事顾问的翻译，参加了第五次反“围剿”。1934年10月，参加二万五千里长征。1935年1月，列席遵义会议。在与“左”倾错误路线的斗争中，始终旗帜鲜明地拥护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
遵义会议后，伍修权任红三军团副参谋长，参与组织抢渡金沙江、吴起镇、直罗镇等战役战斗。过草地时，提出了战胜敌人骑兵的有效战术。在红军陕甘支队期间，遵照毛主席的指示，起草了发布全军的政治训令。1936年4月，任红十五军团第七十三师参谋长，参加了东征战斗。1937年2月，任陕甘宁边区政府秘书长，负责边区政府日常工作。
抗日战争爆发后，1938年2月，伍修权任八路军驻兰州办事处处长。他利用其公开合法的身份，帮助指导党的地下组织，培训干部，发展党员，扩大组织；作为沟通延安和苏联联系的主要通道，接收和转运了苏联援助的及西北地区支援的大量抗战物资；接送了周恩来、王稼祥、任弼时等党的主要领导和大批革命家，使办事处成为我党在西北地区的一处“战斗指挥所”和“革命接待站”。1941年7月，伍修权返回延安，担任中央军委一局局长。其间，在叶剑英的领导下，参加粉碎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第三次反共高潮的斗争，主持研究制定了用政治手段粉碎敌人军事进攻的方案。1945年参与起草了朱德在“七大”的军事工作报告。同年8月，任总参谋部作战部副部长。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央派伍修权赴东北工作，历任中共中央东北局委员，东北军区司令部参谋长，东北民主联军第二参谋长等职。1946年4月，任军调处执行部长春分部我方负责人，同国民党及美方代表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有力地配合了党的军事、政治斗争。1947年后任东北军区参谋长兼军工部政委。在此期间，他还担任东北军区军政学校校长，参与筹建了我军第一所航空学校和第一所海军学校，为我军海、空军的创建作出了重要贡献。
新中国成立后，1950－1958年，伍修权先后担任外交部苏欧司司长、副部长、中国驻南斯拉夫首任大使等职。1950年1月，伍修权随周恩来总理赴莫斯科参加中苏会谈，并参与起草中苏友好条约等一系列工作。1950年11月，联合国安理会审议中国提出的“美国武装侵略台湾案”，伍修权作为中国政府特派代表赴会，在联合国讲台上慷慨陈词，严厉驳斥美国及其同伙对我国的种种诬蔑和诽谤，痛斥了美国对我国领土台湾的入侵和战争威胁，维护了我国的主权和尊严。在担任驻南斯拉夫大使期间，他积极开展工作，深入调查研究，实事求是地向党中央提出建议，为建立和发展中南友好合作关系、传播两国人民的友谊，作了不懈的努力。
1958年10月－1967年4月，伍修权担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并曾兼任机关党委书记。
文化大革命中，伍修权不畏邪恶，刚直不阿，正气凛然。他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挺身而出保护王稼祥等领导干部和受迫害的群众，坚决抵制林彪、康生一伙的倒行逆施并与之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遭到残酷迫害，被关押监护长达八年。
1975年4月，伍修权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分管情报和外事工作。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他认真贯彻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指示、决议，拟制了新时期情报、外事工作方针和规划，主持修改了军队外事工作的有关规定，加强了国际战略形势的调查和综合研究，为党中央、中央军委若干重大决策提供了依据。
1980年6月，党中央决定伍修权为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审判工作指导委员会成员和特别法庭副庭长、第二审判庭审判长，领导参加了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审判工作，胜利完成了这一令世人注目的历史性审判。
是第三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常委，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中国共产党第七、第八、第十一、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特邀代表，第八届、第十一届中央委员，在党的第十二次、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常委。
晚年伍修权 [1]在担任中顾委常委期间，伍修权经常深入基层，联系群众，调查研究，积极向党中央提出建议。他担任中顾委在京委员临时党委书记时，组织学习贯彻中央的方针政策，领导完成了中顾委在京委员的整党。他还担任中共中央整党工作指导委员会委员兼检查组组长，主持查处了若干大案要案。参加了党的十三大筹备工作。担任过中央外事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中央安全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他还担任了中苏、中俄友好协会会长，北京国际战略学会会长，老区建设促进会名誉会长，欧美同学会副会长，中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顾问。在祖国统一、香港回归、维护国内安定团结、倡导两个文明建设等方面做了许多工作。他晚年撰写了大量回忆文章——《我的历程》、《往事沧桑》、《回忆与怀念》、《在外交部八年的经历》，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1997年11月9日，在北京逝世，终年九十岁。 [2]
人物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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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审判反革命
在拨乱反正的历史转折中，伍修权公正无私，代表党和人民的意志，参与领导了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正义审判。1980年中央成立审判工作领导小组，伍修权担任领导小组成员，并被任命为特别法庭副庭长。特别法庭第二审判庭审判的主犯，都是军中的“老资格”，伍修权被认为在资历、声望和素养上
伍修权都足以震慑罪犯、驾驭局面，因而被任命为庭长。在不到两个月里进行的42次庭审中，伍修权出庭30次，主持了其中的16次。那时他已是72岁高龄，仍然挺直腰杆坐在审判席上，庭审结束后马上到后台进行总结，参加有关会议，完全顾不上休息。在如何量刑问题上，面对社会上一片喊杀声，伍修权非常冷静地说：“我们都曾亲身受到林彪、江青的迫害，正因为如此，我们要克服可能有的感情作用，要更加客观冷静地处理这件事，要经得起后代人的检验。”这充分体现了一个革命家的远见卓识和政治气度。 [3]
领导建设辽沈战役纪念馆
伍修权同志十分关心位于锦州的辽沈战役纪念馆，积极筹划和推动新建辽沈战役纪念馆。 [4]
1985年4月29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中央军委办公厅联合下发了（厅字【1985】139号）《关于修建辽沈战役纪念馆的批复》，
伍修权同志为辽沈战役纪念馆新馆奠基同意在锦州修建辽沈战役纪念馆。1986年4月8日， 中共中央组织部、解放军总政治部发出《关于辽沈战役纪念馆建馆委员会组成人员的通知》，任命曾在辽沈战役中担任东北军区参谋长的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务委员伍修权同志为建馆委员会主任，直接领导辽沈战役纪念馆新馆的建设工作。在伍修权同志主持下辽沈战役纪念馆建馆委员会先后召开了四次会议，审定了建筑设计方案、陈列大纲细目、陈列艺术设计方案和全景画创作样稿，解决了资金不足等建馆工作中的各种重大难题，用二十个月的时间，使辽沈战役纪念馆新馆在辽沈战役胜利四十周年之际（1988年10月31日）胜利落成并对外开放。
在建馆之初，伍修权同志提出了建设全景画馆的设想，并对全景画馆的具体创作提了原则意见。
伍修权与部分建馆委员会委员视察工地后来，由于建馆资金缺口较大，有人提出全景画馆停建或缓建时，伍修权同志坚持要把全景画馆按时搞完。事实证明《攻克锦州》全景画馆的建设突出了辽沈战役纪念馆的特点。《攻克锦州》全景画具备了和世界上大型全景画同等规模的巨大篇幅，填补了我国博物馆事业和美术事业的一项空白，成为中国博物馆和艺术史上的开山之作。
伍修权同志十分关心辽沈战役纪念馆新馆的建设与发展，曾多次到辽沈战役纪念馆视察（其中曾六次到建设工地考察），并把自己在东北三年解放战争中穿过的大衣捐赠给辽沈战役纪念馆，还给辽沈战役纪念馆提出了很多宝贵意见。
伍修权在《攻克锦州》全景画创作现场辽沈战役纪念馆建成后，伍修权同志仍一直关心辽沈战役纪念馆的事业，1988年10月31日辽沈战役纪念馆建馆委员会结束历史使命后，经伍修权同志提议又成立了辽沈战役纪念馆管理委员会。另外在园区规划建设、修建东北解放烈士纪念碑廊和朱瑞将军塑像等项工作上，都得到了伍修权同志的支持和肯定，并为位于辽沈战役纪念馆院内新建的东北解放烈士纪念碑题写了碑名。1990年10月，伍修权同志为辽沈战役纪念馆题词：“建馆昭英烈、树碑启后人”。 [5] [6]
主持编辑《辽沈决战》
1983年8月13日，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书记的陈云同志在中南海主持召开了《辽沈决战》一书编辑出版会议。会上经陈云同志提议，成立了《辽沈决战》编审小组。并决定由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和辽沈战役纪念馆共同负责这个项目。辽沈战役纪念馆建馆委
辽沈战役纪念馆建馆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合影员会成立后，伍修权同志作为编审小组成员，实际主持《辽沈决战》编辑工作。在伍修权同志及《辽沈决战》编审小组其他成员和《辽沈决战》编辑部组成人员的共同努力下，由中共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中国人民解放军辽沈战役纪念馆建馆委员会和《辽沈决战》编审小组合编的《辽沈决战》（上、下）一书，于1988年10月辽沈战役胜利四十周年之际由人民出版社顺利出版，并在1988年10月31日上午9时28分，辽沈战役纪念馆新馆落成典礼上首发。
《辽沈决战》（上、下）出版后，许多老同志反映还应增加和补充资料，才能全面展现辽沈战役全过程。于是经中央领导同志同意，决定编辑《辽沈决战》（续）。伍修权同志继续担任编审小组成员，并亲自担任编辑部主编，全面负责编辑工作。辽沈战役纪念馆管理委员会和《辽沈决战》编审小组合编的《辽沈决战》（续）于1992年10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5] [6]
出席联合国安理会会议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后，周恩来总理代表中国政府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侵略朝鲜、中国台湾和干涉亚洲事务的罪行，并向联合国安理会提出控诉美国武装侵略中国领土台湾的提案，严正要求联合国大会及安理会召开有关讨论美国侵略中国、侵略朝鲜的会议，必须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代表参加。时任外交部苏联东欧司司长、年仅42岁的伍修权作为特别代表率团出席了这次会议，参加了“美国侵略台湾案”的辩论，在纽约掀起了一场“红色风暴”。
伍修权左一乔冠华左二龚普生在联合国 [1]美国侵略朝鲜和台湾直接威胁到新中国的安全，也引起了国际上的严重关注。以苏联为首的“和平民主阵营”为了抵制美国势力侵入东方各国，对我国表示全力支持；印度等友好邻邦对我国的处境也十分关注和同情，力图缓和调停这一紧张局势；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阵营”则竭力为其侵略行径辩护，企图扩大其侵略成果。这样，官司就打到了联合国。8月，周恩来总理兼外交部长代表中国政府致电联合国，控诉美国的武装侵略，要求安理会制裁美国侵略者，促其撤退侵略军。美国政府则利用联合国进行反扑，于是在当年联合国安理会的议程上，就出现了两个重要议题。一个是由我国提出的“美国侵略台湾案”，一个是美国为反诬我国而提出的“中国侵略朝鲜案”。按照联合国宪章有关条款的规定，安理会在讨论有争端的问题时，应当邀请有关的当事国参加讨论。鉴于这一规定，安理会于1950年9月29日通过决议，同意由中国政府派出代表团出席联合国大会和安理会，参加“美国侵略台湾案”的讨论，表达中国政府的立场。
经过郑重研究，毛泽东、周恩来最后决定派出伍修权作为特使率团前往，并确定了代表团的其他成员。伍修权是一位久经革命斗争风浪考验的具有文韬武略的将才，是当时出任中国政府特派代表的最佳人选。
1950年10月23日，周恩来以外长名义致电联合国秘书长赖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业已任命伍修权为大使衔特派代表，乔冠华为顾问，其他人为特派代表之助理人员，共9人出席联合国安理会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所提出控诉武装侵略台湾案的会议。”1950年11月14日，中国政府代表团离开北京，肩负着崇高使命向联合国所在地---美国纽约成功湖出发。
1950年11月24日早上6点13分，代表团乘坐的英国海外航空公司班机在纽约机场降落。这天也正是麦克阿瑟宣布要在圣诞节前结束朝鲜战事回家过节的日子。中国代表团为人关注的程度可想而知。第二天，中国代表团抵达纽约的消息成了各大报纸的头条新闻。
第一次来到美国的心脏地带，代表团每个人都保持着高度警惕。伍修权曾回忆说，当时大家看到地毯上因静电擦起的火花，都会想一想，这是不是什么特殊的特务装置。为了防止被窃听，大家不在房间里谈论工作，需要商量事情的时候，就到饭店旁边的一个公园里，边散步边商量。
1950年11月27日上午11点20分，联合国安理会秘书处才通知，正式邀请中国代表团出席安理会会议。中国代表团赶到成功湖联合国总部已经12点。
中国代表团进入会场的时候，苏联外长维辛斯基正在发言。他看到伍修权等进来，立即停下原来的讲话，说：“欢迎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参加会议，预祝他们工作成功。”
代表团被工作人员引导到写有“中华人民共和国”英文标签的席位上。伍修权的旁边是英国代表杨格，再过去就是美国的杜勒斯。按议程，当天中国代表不发言，只是亮个相，向世界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已经来到联合国。
1950年11月28日下午，联合国安理会开始讨论我国提出的“美国武装侵略台湾案”。在这次会上，伍修仅代表我国政府发表了长篇演说。他首先庄严宣告：“我奉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之命，代表全中国人民，来这里控诉美国政府武装侵略中国领土台湾（包括澎湖列岛）非法的和犯罪的行为。”接着，伍修权列举大量历史和当时的一系列事实后明确指出：“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美国政府的武装力量侵占了台湾，这就构成了美国政府对中国公开直接的武装侵略行为。”伍修权着重批驳了“台湾地位未定论”，特别是“台湾地位的确定须待对日和约签订”的谬论。他说：“美国政府侵占台湾，本来是没有丝毫理由的，然而为了要侵略，它需要找出‘理由’来，说是‘台湾地位还没有确定’啊，因此美国武装侵略台湾，不能算是美国侵占了中国的领土。”“这样说行不行呢，不行的。首先，1950年1月5日的杜鲁门反对1950年6月27日的杜鲁门。1950年1月5日，杜鲁门说：‘美国及其盟国承认中国对该岛行使主权’，当时杜鲁门先生并没有以为对日和约已经签订了。其次，罗斯福总统反对杜鲁门。1943年12月1日，罗斯福总统庄严地宣布了‘日本所窃取于中国的领土例如满洲、台湾、澎湖列岛等应归还中国’的《开罗宣言》，当时罗斯福总统或其他任何人也不以为在对日和约签订以前《开罗宣言》是无效的，以为满洲、台湾、澎湖列岛在那时以前仍然应当归日本所有。”“台湾的地位早就决定了，台湾根本不存在什么地位的问题。台湾只有一个问题，就是美国政府武装侵略我国领土台湾的问题。因此说是由于对日和约尚未订立，台湾的地位不能决定，应该由联合国审议的一切说法是同历史开玩笑，同现实开玩笑，同人类的常识开玩笑，同国际协定开玩笑，同联合国宪章开玩笑，是杜鲁门总统同杜鲁门总统自己开玩笑的荒谬绝伦的不值一驳的笑话。”这一席逻辑严密、言词锋利、对美国政府极尽冷嘲热讽的话，使美国代表奥斯汀气得脸红脖子粗，狼狈不堪。
伍修权进而揭露：“美国的实际企图是如麦克阿瑟所说的为使台湾成为美国太平洋前线的总枢纽，用以控制自海参崴到新加坡的每一个亚洲海港。”把台湾当成美国的“不沉的航空母舰”。针对“美国未曾侵略中国领土”之说，伍修权质问道：“好得很，那么，美国的第七舰队和第十三航空队跑到哪里去了呢？莫非是跑到火星上去了？不是的……它们在台湾。任何诡辩、撒谎和捏造都不能改变这样一个铁一般的事实：美国武装力量侵占了我国领土台湾。”
伍修权又说：“美帝国主义者现在走的正是1895年日本侵略者走的老路。但是1950年毕竟不是1895年，时代不同了，情况变了，中国人民已经站起来了。富有反抗精神和高度警惕的中国人民，一定能驱逐一切侵略者，恢复属于中国的领土。”最后，伍修权代表中国政府向安理会提出三项建议：第一，谴责和制裁美国侵略台湾及干涉朝鲜的罪行；第二，使美国军队撤出台湾；第三，使美国和其他一切外国军队撤出朝鲜。
奥斯汀对伍修权的发言进行答辩，辩解美国没有侵略中国，也没有干涉中国内政。由于根本违背事实，他的发言连西方国家的代表听了也不时摇头。伍修权对此质问奥斯汀：“自8月27日到11月25日，侵略朝鲜的美国武装力量侵犯中国领空，据初步统计，已达200次，毁坏中国财产，杀伤我中国人民。我质问奥斯汀先生这是不是侵略？自从6月27日以来，美国第七舰队侵入我国台湾领海，以阻止我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对台湾行使主权。我质问奥斯汀先生，这是不是侵略？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美国政府花费60多亿美元帮助中国国民党集团发动内战，美国武器杀伤了数百万中国人民，我质问奥斯汀先生，这是不是干涉内政？”铁证如山，事实俱在，全场鸦雀无声，不少代表的目光冷对奥斯汀。奥斯汀紧张窘迫，再不敢张口。
伍修权的演说2万多字，讲了近2个小时，各国代表通过同声翻译收听了发言内容。这篇大义凛然的发言，轰动了美国和西方世界。事后有人对伍修权说，他演说时嗓门很高，劲头特足，不论是发言的内容，还是演说的声音，都把会场给震动了，就像把中国人民憋了多年的气，一下子吐了出来。
演说结束后，许多人上前同他热烈握手，向他表示欢迎和祝贺。
伍修权的发言在国际社会引起强烈反响，连一般的美国老百姓也感到非常惊讶，因为毕竟还没有哪个国家在联合国这样谴责过美国人。当时有一个美国黑人对代表团说：“你们这次发言，是有色人种第一次指着美国人的鼻子谴责他们，告诉他们地球上不仅只有美国人存在，而且还有其他的人居住着，你们的控诉使黑人更有希望了。”
1950年11月29日，安理会继续开会。这次会议开始是讨论美国诬蔑我国的所谓“侵略朝鲜案”，安排了南朝鲜(今韩国)的代表第一个发言。中国代表团为了表示抗议，拒绝参加这种讨论，入场后有意不到会议席就座，而坐在大会的贵宾席上，只参加旁听。南朝鲜代表发言后，蒋介石的“代表”蒋廷黻接着发言。为了便于同他进行斗争，中国代表团又坐回到会议席上，准备伺机予以反击。蒋廷黻的发言除了照例对中国新政府进行攻击辱骂外，又为其美国主子的侵略罪行辩解开脱，还引用了一些十分可笑的“证据”。蒋廷黻口口声声“代表”中国，发言时使用的语言却又不是中国话，从头到尾用的都是英语。待他发言完毕，伍修权马上要求临时发言：他首先指出蒋廷黻只是国民党残余集团的所谓“代表”，根本无权代表中国人民，接着伍修权抓住蒋廷黻发言不讲中国话的“小辫子”嘲笑挖苦说：“我怀疑这个发言的人不是中国人，因为伟大的四万万七千五百万中国人民的语言他都不会讲。”这下弄得蒋廷黻十分狼狈，也给了与会者深刻的印象。中国代表团在会上理直气壮地使用着祖国的语言，并为此“敲”了蒋廷黻一下。这是一段即席讲话，事先没有稿子，只由大会的同声翻译临时译成外语并广播出去。当时翻译这段话的是位中国女同胞，名叫唐笙，曾经在英国受过教育，英语很出色。伍修权这段即席发言，她翻译得顺畅准确，带有相当的民族自豪感，收到了很好的效果，使在场听众再次感受到中国代表的智慧与风采。
1950年11月30日，安理会继续就我国控诉“美国侵略台湾案”和美国的所谓“中国侵略朝鲜案”进行讨论。奥斯汀极力把大家的注意力引到朝鲜问题上，企图通过对他们有利的提案，最后又操纵表决器，否决中国关于谴责和制裁美国侵略者、美军自台湾和朝鲜撤退的提议。对这一无理决定，伍修权强烈声明：“只准帝国主义侵略，不准人民反抗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要告诉奥斯汀先生，美国的这种威胁是吓不倒人的！”
1950年12月7日，美国操纵联合国多数通过决议，将诽谤我国“侵略朝鲜”的提案列入联合国议程。中国代表团在这一颠倒黑白的提案通过后，愤怒地离开会场。接着，联合国又在美国操纵下，宣布联合国大会和联合国大会政治委员会均无限期休会。联大的这些决定，实际上取消了中国代表团利用联合国讲坛同美帝国主义者进行斗争的机会。中国代表团便适时地采取了别的斗争方式，把在联合国会场内的斗争，转移到会场以外来。
1950年12月16日下午，中国代表团在联合国所在地成功湖举行了记者招待会，伍修权根据我国政府指示，对各国记者发表谈话说，中国代表团是为争取和平来的，我们向联合国安理会提出了种种合理建议，“但是不幸地、虽然并非是出乎意料之外，联合国安理会在美国集团的操纵下，拒绝了我国政府这个合理的和平的建议，对此，我们表示坚决的反对和抗议”。由于美国政府的操纵，联合国未能继续讨论控诉“美国侵略台湾案”，但是，我们以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声音是应该被全世界听到的，因此，我把准备在联大政治委员会的发言，在这里分发给大家。同时，我们对于美国政府如此操纵联合国，不让我们有继续发言的机会，表示愤慨。最后，他又通过记者向用各种方式对中国代表团表示欢迎和友好的美国人民表示衷心感谢，深信中美人民定能战胜美国统治集团的侵略政策，使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发展下去。
面对美国操纵联合国无限期休会的情况，中国政府发表声明说：“伍修权将军及其随员已无留在成功湖的必要，故已命令伍修权将军等于12月19日启程回国。”
1950年12月19日，代表团完成了此行的任务，离开美国回国。就在代表团准备起程回国的前夕，1950年12月16日，美国宣布冻结中国在美资产，包括全部存款。当时代表团带到美国的经费也存在当地的银行里。因为即将回国，代表团大部分的钱已经取出来了，最后只有680美元被冻结在那里，损失不大。
至此，伍修权历时37天的联合国之行，胜利结束。这是新中国的外交代表第一次在联合国控诉美国对中国的侵略，显示了站起来的中国人民不怕鬼、不信邪的英雄气概，大长了中国人民的志气，大灭了美帝国主义的威风。美国有的报刊评论说：“红色中国的外交强硬，这是蒋介石政府所不能望其项背的。”
青年伍修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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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修权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留影一、辛亥革命断了伍家生计，书吏之子求学路上备尝艰辛
伍修权（ 1 9 0 8 — 1 9 9 7年），曾用名吴寿泉，祖籍湖北大冶，出生于湖北武昌。他的祖父伍伦奎和父亲伍理钊都在清庭驻武昌的湖广总督衙门下面做事，专做抄抄写写文书一类的工作，虽然收入有限，但吃的是“皇粮”，一家人衣食有靠，一度达到了小康之家的水平。可好景不长，就在伍修权三岁时，他的故乡武昌爆发了辛亥革命，一夜之间湖广总督衙门不复存在，伍家的两位书吏也自然丢了差使，全家人赖以生存的唯一经济来源被切断了。辛亥革命推翻了大清王朝，结束了中国二千多年的帝制，这对于社会发展和国家民族来说，当然是一件幸事，但对伍家这样依附于旧体制维持生计的家庭而言，却带来了巨大的冲击，使他们一下子沦落到了社会的最底层。伍修权的祖父在贫病之中黯然去世，父亲到处求职却四处碰壁，全家人只得靠糊火柴盒等手工活来谋生。伍修权有兄弟八人，他排行老四，从小他就跟着几个哥哥在长江边拣菜叶薯根，在蛇山上拣拾煤渣柴枝。他家的邻居，大都是工人、手工业者和小贩等下层劳动者，其子弟也就成了伍修权的童年伙伴。正是这一切，才为伍修权此后成为革命者提供了必要的条件和环境，从而打下了最初的“阶级基础”。正如他自己在回忆中所言，由辛亥革命引起的的家境衰落，“却从另一个方面，给我带来了一些意外的好处，可以说是‘有所失，必有所得’，……我在这里得到的现实教育，大大有助于自己后来的投身革命。”
由于家境贫寒， 孩子又多，伍修权吃饭穿衣都不容易，想受教育更是困难重重。直到1920年他12岁时，还只能在家中帮忙做些杂活补贴家用。不过他也不能算毫无文化，毕竟父辈是书吏出身，也算是读书人，虽然不能教给伍修权现代知识，却也让他基本识字，能背上几段“子曰诗云”。那时正是“五四”运动的第二年，一些热心人士为了普及教育和唤起民众，开始面向广大劳动群众的子弟办学，武昌城里也开办了一个不收学费的“单级学校”。伍修权从邻居家的小伙伴那里听到了这个消息就去参加了报名，老师见他已经基本识字，又见他的年龄个头远在其他儿童之上，就让他直接插进小学二年级，伍修权也总算正式开始了他的求学之路。这个武昌重镇的小学校和今天许多偏远地区的小学校相比，恐怕都要逊色许多。所谓学校，不过是一间教室，一个老师给四个年级一共四十多名学生轮留讲课而已。条件虽然简陋，伍修权却依然学得十分起劲，由于这种特殊的教学模式，他可以在那儿同时同地听到几个不同年级的课，学习效率倍增，当年就跳入了初小三年级。正当伍修权发奋读书之时，情况又发生了变化。这所挂靠在武昌高等师范小学名下的“单级学校”，在办了一年半之后，因为经费短缺和支持不力等等原因不得不停止办学，伍修权又面临着失学的命运。所谓天助自助者，由于他入学后一直勤奋学习并名列前茅，老师对他格外器重，在单级学校停办之时，帮他疏通了有关方面，让他进入了同样免费的武昌高等师范附属小学，并且插入初小四年级继续读书，伍修权才得以继续求学。
由于是一所正规的学校，校方规定每个学生必须穿统一的校服。这一件小小的校服却难坏了伍家，连吃饭都时常断顿，哪有余钱为他添置校服呢？经过再三的请求和老师的同情谅解，学校在免收学费之后，又破例允许他不穿校服上学。于是，伍修权每天穿着家常的旧布衫，背着自制的小书包，走在了整齐划一的学生队伍里。由于衣服的关系，听课时他不得不坐在教室最后的角落里，列队出操又照例站在排尾，到哪儿都是一个突出的目标，不断地承受不时袭来的讥讽和嘲笑。这时的伍修权已经不是一个普通的懵懂少年，周围的社会环境已经使他懂得，一个人要自立并受到他人尊重，并不在于他的衣着外表，而是在于他的品行和学识。面子上的不好受逼出了骨子里的自尊心，使他形成了更强的上进心，穿着上不如别人，学业上却要高于别人。由于伍修权的刻苦努力和他待人接物的谦虚诚恳，使他很快赢得了周围老师和同学们的尊重和好感，最终顺利地完成了在高师附小的三年学习。
二、十四岁少年幸遇恩师，中共一大代表成为他的入团介绍人
1922年即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的第二年，伍修权在高师附小升到了高小五年级。就在这一年，伍修权的班里来了一位新老师。这位老师二十五六的年纪，生得方方正正，浓眉大眼，对人满面春风，又透出一股正气，一见面就让伍修权觉得可敬可亲。这位老师到班里不久，就注意到了班上从个头到学业都高出别人一头的伍修权，经常和他交谈，相互间很快熟悉起来，建立了相当密切的关系。这位老师，就是伍修权思想上的启蒙者和革命道路上的引路人，中共一大代表和湖北地区最早的共产党人陈潭秋。当时，陈潭秋以学校教师为职业掩护，一面领导湖北地区党的工作，一面传播革命思想，发现并培养革命青年。他不仅为学生讲授语文和历史等重要课程，还是与学生关系密切的级任老师，相当于今天学校的班主任。在课堂上，陈潭秋不断地将许多的革命道理和社会知识，点点滴滴地灌输到孩子们的头脑中。在讲解革命理论的时候，他善于联系实际，又不超出讲课的范围，把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渗透到他要讲的课题中，使学生在不知不觉中接受了不少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思想。他讲的道理既新鲜又深刻，语言又很生动和浅显，对于伍修权这样求知欲旺盛的青年来说，无异是在革命知识的荒漠上，浇洒下一阵阵甘霖，在正待开发的处女地上，播下了一粒粒种子。伍修权由于自己所处的家庭地位和环境，正对社会上的许多不公现象感到不可理解，听了陈老师的讲课和言谈，思想上的重重迷雾渐渐被拨开了。
过了一段时间，陈潭秋又组织伍修权等年龄较大又积极上进的学生，利用课余时间为失学的工人子弟扫盲识字，同时对学生家长和工人家庭进行社会调查，使伍修权比较深入地接触和了解了劳动人民和无产者的生活状况，从而启发和提高了他的阶级意识和斗争观念。在此基础上，陈潭秋又让伍修权等开始参加一些党的外围活动，使他们由普通的学生，渐渐变为一个个初具革命思想的进步青年。
1923年底，经过一年多的教育和考察，党组织决定将15岁的伍修权和另外二名同学吸收入社会主义青年团，陈潭秋和当时武汉团组织的负责人何恐作为他们的介绍人。入团的仪式不比今天，既没有激昂的大会宣誓，也没有洪亮的集体歌唱，只是下课以后，在一间小屋子里，由陈潭秋庄严而低沉地通知伍修权等三名学生，组织上批准了他们的要求，同意他们成为党所领导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团员。随后，他和何恐同志为伍修权等讲解了青年团的任务，对团员的要求和今后的工作等等，同时决定由伍修权和另两名一起入团的同学，组成高师附小的第一个团小组，并指定伍修权为第一任小组长。仪式虽然简单，意义却非比寻常，它可以说是伍修权人生中最重要的转折点，正是从这一天起，伍修权正式成为了革命队伍中的一员。当时，共产党被简写为“CP”，共青团则简写为“CY”。
伍修权无疑成了当时武汉地区第一批，同时也是中国第一代的“CY”成员。
三、中秋之夜离乡北上，初一学生跻身苏俄大学堂
1925年的秋天，伍修权刚刚完成了高师附中第一年的学习。开学不久后的一天，伍修权路过当地党组织负责人钱介磐老师家门口，钱老师远远地就迎上来叫住他，告诉他有一件很重要的事要跟他谈。原来，孙中山先生逝世以后，共产国际和联共(布)中央为了纪念这位伟大的中国革命家，决定在莫斯科创办一所以孙中山命名的学校，专门为中国培训革命人才和党的干部，以进一步帮助和支援中国革命，这就是莫斯科中山大学。中山大学已经筹建就绪，中共中央通知各地的党组织，选派一批年轻的党员、共青团员和进步青年，在指定地点集中，然后集体赴苏学习。湖北的党组织遵照中央的通知，对所属的党、团员和青年骨干一一作了研究，确定了伍修权和其他一批同志作为赴苏学习的人选。听到这个消息后，伍修权欣喜若狂，红色首都莫斯科是革命青年心目中的圣地，是十月革命的发祥地，能够到那里学习，是以前想也不敢想的事,他立即向钱老师表达了愿意赴苏留学的意向。
按照中央规定，各地赴苏人员一律到上海集中待命，由于当时党的经费有限，去上海的路费及个人行装只能各人自筹解决，这又成了伍家的大难题。虽然全家人对伍修权获得出国留学的机会异常高兴，可是家无余粮，生活尚且困难，更别说为伍修权整置长途旅行的路费和行装了。正当伍修权无计可施近于绝望之时，恩师和同窗们向他伸出了援助之手，伍修权的小学老师张朗轩先生为他送来了多年的积蓄四十元大洋，解决了他的路费和行装问题，同学何立人将自己的一件呢大衣送给了他，帮他抵御了横渡日本海和跨越西伯利亚的一路风寒，其他师友也都用各种方式对他表示了支持和帮助，使得伍修权得以顺利成行。1925年的中秋之夜，伍家举行了一个多年来最丰富的家宴为伍修权饯行，父亲破天荒地割回了一点肉，打了二两酒，母亲还为他做了一盘炒鸡蛋。吃完团圆饭，父亲和三个哥哥将他送上了东去的轮船。当时谁也没有想到，这实际上是他们最后的诀别，不等伍修权重回故乡，他的父亲和三位兄长就在贫病之中相继辞世了。伍修权重回故乡与母亲团聚，已经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的事了。
当年10月28日，伍修权和同志们乘上一艘驶往苏联的煤船，到达远东的海参崴后，换乘火车用两周的时间到达了革命圣地莫斯科，在那里苏联政府为这些中国革命者提供了相当良好的学习和生活条件。当时的中山大学面临大街，附近是一所历史悠久的大教堂，校舍是高达数层的宽大楼房，有宿舍、教室、小吃部和办公用房，还有专门的俱乐部，校内设有面积宽阔的大广场，有专门从瑞典请来的体育教员带领学生做早操，学校南端还建有一个小花园，供教师和学生们课余散步聊天。到校不久，校方就请来了裁缝为每个中国学员量身制做了西服、大衣和皮鞋等日常着装，然后分编班级，发放了学生证，每人每个月还能领到十个卢布的零用钱。于是，伍修权这个在国内衣着寒酸坐在教室角落里饿着肚子听课的穷小子，一下子变成了西装革履享受当时一流教育和训练的大学生。
中山大学根据中国学员的文化程度编成几个班，每班约二十多人。从法、德等国来的同志外语水平较高，编为法语、德语班，从中国去的英语较好的则编成英文班，直接用外语上课。学习的课程有马列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联共党史、西方革命运动史、东方革命运动史和俄语。在班上伍修权的年龄最小、文化程度最低，别的同学多是大学文化，至少也是高中，只有他一人刚刚上完初一。由于伍修权的勤奋好学，他这个小小的初中生进步很快，整体成绩在这个精英群体中居于中等，超过了许多基础比他扎实的同志，俄语和政治经济学方面尤其突出。在中大学习，要听懂教授的讲课，学好俄语是一个先决条件，伍修权在俄语学习上也下了很大的心思。当时同学中只有一本刘泽荣先生编写的俄语语法，伍修权一回宿舍就争着看，把那些名词、代词、形容词的变格和动词的变化规律等等，都背得烂熟。为了学习单词，伍修权专门准备了一个小本子，把所接触到的新单词都抄到小本子上，将它们反复记熟，背熟后再把这一批去掉，换上新的不熟的单词，再反复背，如此不断反复，词汇量得到了迅速提高。此外，伍修权还利用各种机会去练习俄语的听说，通过实际使用来提高自己的俄语水平。如此一来，伍修权的俄语水平在短期内得到了迅速提高，不通过翻译也能大致听明白教员的授课了。在政治经济学这门课上，由于伍修权平时对这一学科很感兴趣，阅读了许多教材和辅导材料，加上他的俄语水平不凡，同学们一致推荐由他来担任翻译。在课堂上，伍修权流利而准确地翻译和讲解了教员的论述，得到了大家的一致好评。
四、反革命政变阴云起，文秀才变武将军
1927年，伍修权来到中大学习已经快两年了，正当他要结束在中大的学业之时，一个惊人的消息传来，蒋介石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因为国民党右翼势力的叛变而失败了。中国共产党人奋起反抗，用一系列的武装起义来回应国民党反动派的残酷镇压。在激烈的斗争中，党深感军事人才的不足，于是通过共产国际中共代表团，从已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结业并准备回国的学员中，抽选一批转入苏联各个军事学校，为新生的人民军队培养经过正规教育和训练的军事人才。正当伍修权为不能回国参加斗争而焦虑不安时，校方向他传达了中共中央的这一指示，伍修权当即表示服从组织的安排。按照伍修权的条件，他可以按照自己的爱好，任意选择不同的军兵种及其学科，步兵、炮兵、工兵、骑兵和海、空军等等，都可以自由报名应试。他考虑到国内的作战形式主要将是游击战争，其他兵种虽然都比步兵潇洒和轻松，但只有靠两条腿走路的步兵才最适合国内斗争的需要，于是决定学习步兵。
伍修权来苏联之前只是一个阅历不深的青年学生，这两年虽然学了不少马列理论，但对当兵打仗还根本摸不着头脑，于是他决心从头学起，报考专门训练初级军事指挥员的莫斯科步兵学校。校方将伍修权等十一名应考合格的原中山大学学生编成一个单独的中国班，他们成了莫斯科步校的第一批中国学员。步校位于莫斯科郊外，利用的是沙皇时代就存在的军校旧址，这里的环境和中山大学很不相同，校舍完全是兵营式的建筑，设有各种训练器械和室内运动场。学员宿舍也完全是基层连队的风格，每间宿舍安排三十多人同时居住，正好是一个排的建制，每人一张木床一个小柜，还设有集体的枪架。到了步校，伍修权就换下了他那一身西装革履的学者打扮，夏天穿的是套头式的士兵单衣，冬季是拖到脚面的粗呢军大衣和高达膝盖的毡靴，完全成了一个苏军普通战士的模样。
步校的生活方式和作息制度和部队完全一样，每天很早起床出操跑步，吃过早餐就上课，一上就是五个小时，上午的操课全部结束后才吃午饭，午休后又是三小时的操课，晚上是自习时间，除了各自温习功课、整理笔记和阅读有关书籍，有时还得去听教员辅导。对伍修权来说，这种生活虽然紧张刻板，却有十分丰富、充实的内容，让他感到每天都有一定的收获与长进，因此学习的劲头始终不减。步校有许多课程不在室内而是在室外进行，比如队列训练、射击投弹、地形学等等，对学员的体能素质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不过，这可难不倒伍修权，他从来就不是一个文弱的书生。身为穷人的子弟，长期的劳动锻炼出了他强健的体魄，在国内上学时他就是学校运动会上从不缺阵的运动员，曾经在一次运动会上几乎包揽同一年龄组的全部冠军，被同学称为“台炮”，野外的风雨对于伍修权而言已经习以为常了。苏联军队那时依然重视骑兵，步校的学生也要学习骑术。俗话说“北人善马，南人善舟”，伍修权这个长江边上长大的青年连马都见得不多，要想学会骑马，难度可想而知。可伍修权就是有股不服输的劲头，在不知摔了多少个跟头之后，他不但能够用双手驾御战马，还能用两腿夹住马肚，在马上自如地射击和劈刺，成了技艺精湛的骑手。
冬夏两季，伍修权要和其他战友一起到郊外参加野营训练和攻防演习。夏天，他们要自己搭帐篷，住在户外；冬天，更是要经受俄罗斯零下几十度严寒的考验。伍修权常常头戴只露出面部的毡帽，穿着又长又厚的军大衣和沉重的高筒皮靴，在深达一两尺的积雪中摸爬滚打，前进时一步一个深坑，每一步都迈得十分艰难。在剧烈的运动中，一方面外面寒风刮面痛如刀割，另一方面体内又热得如同火烧。这种异乎寻常的锻炼，帮助伍修权适应了各种气候和环境，培养了他克服困难的毅力和勇气，为以后几十年的军旅生涯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五、异国佳人留不住中国青年，从伯力到江西万里赴戎机
到了1929年，伍修权在莫斯科步校已经渡过了两年的学习时光，这年10月，东北的张学良和苏联军队发生了边界冲突，即“中东路事件”，苏军急需一批中文翻译随军出征，就到莫斯科步校挑选了十名中国同志，伍修权也在其中。战事结束后，伍修权又被分配到苏联远东保卫局，成了一名专职的翻译。在那里，伍修权成了苏联军官，加入了联共（布）党，获得了相当优越的工作条件和生活环境。当时远东地区有不少华侨，大多是农民，俄语水平不高，苏联政府十分需要汉语翻译协助进行管理，而伍修权受过专业的教育和翻译实践的锻炼，是中山大学的高材生，又积极肯干，因此深受保卫局领导的器重。为了做好当地华侨的工作，当地办了一份中文报纸，经常请伍修权将苏联报刊上的一些重要文章和军政机关的文件公告译成中文在报纸上发表，有的还汇编成小册子出版并分发给华侨阅读。伍修权笔译技能娴熟，下笔速度很快，有时一个周末就能译出一万多字，一经发表，就能拿到相应的稿费。当时伍修权手头可是相当的宽裕，加上开支不大，很快就积攒了一笔不小的存款，还经常拿出稿费请周围的同志下馆子，吃羊肉串。要知道那时苏联还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生活还很艰难，一天只有午餐时才能在白菜汤里见一点肉丁，下馆子大块吃肉大口喝酒可是件很奢侈的事。
在苏联的那段时间，伍修权不但经济上非常“小康”，爱情女神对他也十分眷顾。在不少苏联姑娘的眼里，来自中国的青年是理想的恋爱对象，他们大都受过良好的教育，年轻潇洒又颇有修养，当时也确实有一些在苏联留学的中国青年娶了当地的姑娘安居乐业以致乐不思“蜀”。在莫斯科步校学习期间，步校医务室一名叫“卡佳”的护士姑娘对他颇有好感，常常去找他。由于伍修权的俄文名字是“彼契可夫”，人们就开玩笑地将两人的名字合起来，叫他们“彼契卡佳”。护士姑娘欣然接受，伍修权却没有表态，后来他奉命调到远东，这份感情也就没了下文。到远东保卫局后，单位的一位女共青团员又相中了他，几次对他进行暗示，伍修权却总是装作没有理解对方的好意，没有进行回应。后来，保卫局的领导为了让他在当地扎下根来，安心工作，也一再动员他找个苏联姑娘结婚，主动为他当起了红娘。
安逸的生活并不能让伍修权平静下来，在苏联生活得越久，他对祖国的思念也越急切，渴望回国参加斗争的意愿日夜萦绕在他心头。他正是血气方刚，精力旺盛的时候，成天坐办公室，啃黄油面包可不是他的理想，他朝思暮想的是回到祖国的土地上去，和同志们并肩战斗。他把自己的想法试探性地向保卫局的领导提了几次，保卫局的领导哪里肯放走这样一个难得的人才，对他说共产党员都是国际主义者，在哪儿工作都是为共产主义奋斗，他在局里的工作十分重要，不必非回中国不可。几次碰壁之后，伍修权决心绕过远东保卫局，向驻共产国际的中共中央代表团求助。但是，怎么才能获得领导的同意，到千里之外的莫斯科去呢，情急之下，伍修权使了个“金蝉脱壳”之计。他对远东保卫局的领导撒了个小谎，说他在莫斯科有个女朋友，想回去看看她，顺便动员她来远东，在这里定居下来。领导一听，大为满意，马上批准了他的要求，还帮他解决了从远东首府伯力去莫斯科的车票，开出了招待所的介绍信，并特批了一笔路费。伍修权心中暗喜，为了不使人产生怀疑，他几乎没有带走任何个人物品，连自己那笔不菲的存款也没动，只身赶往了莫斯科。到了莫斯科，伍修权马上和共产国际的中共中央代表团取得了联系，在代表团负责同志的协助下，伍修权回国的要求终于被苏方接受，准备在组织的安排下秘密回国。
当时从苏联秘密回国的路线有三条，一是绕道欧洲，搭乘远洋客轮回国，二是在海参崴搭苏联货轮从海路直达上海或者大连等中国港口。这两条线路虽然相对安全，却路费昂贵，耗时费力。第三条是通过中苏边境秘密越境，这条路最为便捷，却也最为危险，伍修权回国心切，就选择了这一方式。一个黄昏，伍修权换上一身黑色的中式衣裤，将作为路费的美钞和中国纸币用一条围腰布卷起缠在腰间，登上一辆马车，在秘密交通员的掩护下，向边境驶去。快过国境线时，一个土岗子上的碉堡里传来了一声吼：“什么人？”那是中国军阀部队的哨兵在问话。赶车的交通员非常轻松地回答道：“老毛子！”那时，边界两侧的居民常在两国间来回做工或者倒腾买卖，哨兵见得多了，往往懒得一一盘问，伍修权只听得碉堡里传来了几声懒洋洋的咕噜声，却没有人露面，马车毫不减速，转眼就把边境哨所甩在了后面。充满危险的国境线，由于白军哨兵的马虎松懈，让伍修权顺利通过了。伍修权赶到了满洲里的火车站，乘火车到达营口，又从营口搭上了开往上海的客轮，准备在指定的地点等待组织的下一步安排。
可是到达上海后，伍修权在预先指定的旅馆内，等了接近一个月也没有同志来接头。原来，上海的地下党组织刚刚遭遇了一场可怕的灾难，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叛变，供出了我党的大量机密，许多同志遭到逮捕和牺牲，上海的地下党组织一时间难以恢复正常工作，伍修权正处在一个非常困难的境地，随时都有生命危险。他从万里之外奔波回国，却一下子和党失去了联系，刚刚回国的欢欣鼓舞完全被焦灼和失望所代替，一时间不知如何是好。伍修权想来想去，只能咬着牙上街走走。这种做法一方面极大地增加了自己被捕的可能，另一方面却也有遇见同志的希望。一天晚上在南京路上，伍修权一边装作闲逛的游人，一边警惕地扫视着过往的人群，突然，一张熟悉的面孔映入了眼帘，他发现了和他在远东地区共同工作过的老同志张振亚！在通常的情况下，和街头碰见的熟人直接对接组织联系是十分危险的，在尖锐复杂的斗争环境下，有些人昨天还是朋友和同志，今天就可能变成叛徒和敌人。但伍修权此时别无选择，凭借对张振亚的了解，他相信张振亚是可以信赖的，于是他悄悄地走了过去，向张振亚说明了自己的情况。伍修权是幸运的，张振亚同志并没有暴露，而且还和组织保持着联系，他把伍修权的情况向上级组织作了汇报，在上级的安排下，伍修权离开上海坐船来到香港，一路辗转，穿越了闽西山区，最终到达了他万里奔波的目的地——中央苏区。
一到苏区，他这个经过苏联正规军校教育的军事人才，马上就发挥了作用。红军刚刚从白军手中缴获了一些马克沁重机枪，都是蒋介石花了大价钱从德国的兵工厂里买来的，这对连步枪数量都不够的红军而言可是火力强大的重武器。可是当时战士们对于这种新装备的使用和维修，还一无所知，只能看着这四个人才能扛动的大家伙干瞪眼。伍修权到了以后，稍稍摆弄了几下，马上让这些重机枪喷射出了密集的弹雨，在战场上大显神威，让战士们佩服得五体投地。很快，担任红军学校校长的叶剑英就发现了这个人才，亲自点将，挑选伍修权做教员，为红军学校的学员们讲解射击学原理。就这样，经历了千锤百炼的伍修权回到了国内革命斗争的大舞台，为他传奇的革命人生揭开了新的一页。
人物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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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成就
伍修权是一员儒将，戎马生涯几十年，几度在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叶剑英等同志的直接领导下工作，参与机枢，筹划大局，为中国革命和建设建立了卓著的功勋。叶剑英元帅曾经称赞伍修权同志“文武双全”。
伍修权是我军陆、海、空三军院校建设的开拓者之一。留苏回国后，他就在中央苏区新创建的红军学校执教，为培养我军早期指挥人才和建军骨干做了大量工作。解放战争期间，他兼任过东北军区军政学校校长，着力培养军事人才。抗战胜利之初，一批日本空军人员向我军投降，伍修权根据彭真同志指示，亲自出面做这些人的工作，接收他们为我军工作，使我军能够很快在牡丹江建起第一所航校。1949年2月，国民党海军“重庆号”巡洋舰起义，辗转到达东北葫芦岛，伍修权代表毛主席、朱德总司令欢迎和慰问起义官兵，并以他们为基本力量，在丹东参与筹建了我军第一所海军学校。他以极大的热情支持航校、海校的建设与发展，为我军空军、海军的创建做了人才准备。
伍修权还是我军情报工作的卓越领导者，他非常重视对情报的搜集和研究。战争年代，他善于把隐蔽斗争手段与公开合法斗争方式结合起来，通过各种渠道捕捉有价值的情报，完成了很多特殊任务，为党中央、毛主席决策提供了大量可靠的信息资料和对策建议。他到总参谋部工作后，大力加强情报战线的思想、组织、作风和手段建设，开拓了我军情报工作的新局面。他高度重视对世界形势的分析与研究，经常组织有关人员研讨国际战略格局的发展趋势，亲自掌握国际重大事件的动向，及时向中央提出报告和建议，为党中央、中央军委决策提供依据。
外交成就
新中国成立后，伍修权转入外交战线，成为周总理处理外交事务的得力助手。他作为新中国的代表，作为中国人民的友好使者，穿梭往来于世界各国，频繁出现于国际政治舞台，在尖锐复杂的国际斗争中，身负重任，不辱使命，表现了新中国一代外交家的卓然风采。
伍修权是我军军事外交的开拓者和领导者。1938年2月，他担任八路军驻兰州办事处处长，根据中央指示与苏联接触。在他和其他同志的努力下，兰州成为我党我军对苏军事交往的重要枢纽，接转了苏联为支援我国抗战派出的自愿航空队，接收了由苏联运来的军援物资。1946年4月，中央派伍修权担任军调处执行部长春分部我方负责人，工作中既要和国民党代表打交道，又要和美国人打交道。他站在党和人民的立场上，坚决贯彻毛主席的指示，在战场上夺到的东西，绝不能在谈判桌上失掉，为此进行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圆满完成了党赋予的任务。1975年4月，伍修权在任副总参谋长期间，主管军队外事工作。他按照邓小平同志确定的大政方针，清除林彪反革命集团影响，顶住“四人帮”干扰，主动配合国家外交，积极开展军事外交，邀请外国军事代表团来华访问，同时派出军事技术考察小组学习外军的先进技术和经验，增进了我军与友好国家军队的友谊。 [3]
人物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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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修权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光辉的一生，为人民无私奉献的一生。在长达7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无论遇到任何艰难曲折，始终具有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对党对人民无限忠诚。他具有坚强的党性原则，实事求是，坚持真理，公道正派，不畏邪恶，敢讲真话。他顾全大局，胸怀坦荡，光明磊落，从不计较个人得失。他勤于学习，勇于探索，团结同志，爱护下级，谦虚谨慎，平易近人。他自觉执行党内政治生活若干准则，廉洁自律，艰苦朴素，严格要求亲属子女及身边的工作人员，教育他们继承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他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坚决贯彻执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衷心拥护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他以共产党人的高尚品质和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高风亮节，身体力行实践了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的誓言。他把毕生的精力献给了党，献给了祖国，献给了人民，他的光辉业绩将永载史册，他崇高的革命精神和无私的革命品德，将永远铭刻在人们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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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向晖
熊向晖（1919年4月—2005年9月），原名熊汇荃，男，1919年4月出生在山东省掖县(今山东省莱州市)的一个官宦家庭。其父当时任掖县的推事，也就是县长，后来曾任湖北高等法院刑庭庭长、国民政府湖南高等法院的院长 [1] 。在家里的8个孩子中，排行老五。 [2] 祖籍安徽凤阳。 [3]
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原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党组书记、副董事长。中国共产党情报工作龙潭三杰“后三杰”之首 [4] 。1936年考入清华大学中文系 [5] 、1938年黄埔军校第七分校15期 [6] 、1947年9月到美国凯斯西储大学（Western Reserve）研究院攻读政治经济学硕士， [7] 1948年9月获社会科学硕士学位，于1949年回国。 [8] 熊向晖，中共情报工作史上最具传奇色彩的人物，被毛泽东誉为“一个人能顶几个师”。以其超人的机智、果敢、坚韧，赢得胡宗南赏识，巧妙地送出国民党“闪击延安”、“西安军事会议”等诸多重要情报，为挫败国民党反共阴谋、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保卫中共延安党中央等屡建奇功。
中文名 熊向晖 别 名 熊汇荃 国 籍 中国 民 族 汉族 出生地 山东掖县 出生日期 1919年4月 逝世日期 2005年9月9日 职 业 特工，外交官 毕业院校 清华大学、黄埔军校、凯斯西储大学。 信 仰 共产主义 代表作品 《我的情报与外交生涯》 政治面貌 中共党员 夫 人 谌筱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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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经历
熊向晖1919年4月出生在山东省掖县(今山东省莱州市)的一个官宦家庭。其父当时任掖县的推事，也就是县长，后来曾任湖北高等法院刑庭庭长。在家里的8个孩子中，排行老五。 [2]
1936年9月参加革命工作，同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7年12月至1947年8月受党的派遣，一直从事党的地下工作，为保卫党中央作出了特殊贡献。新中国成立后，长期战斗在党的统战和外交战线上，为党的统战和外交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
熊向晖
熊向晖同志1936年11月在清华大学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同时是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清华分队负责人之一。1937年12月，遵照周恩来的指示，到国民党胡宗南（时任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后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的部队“服务”，从事秘密情报工作。1939年3月在中央军校第七分校（西安分校）第十四期毕业后，至1947年5月，任胡宗南的侍从副官、机要秘书，成了胡宗南的亲信，负责处理机密文电和日常事务，起草讲话稿。1943年，熊向晖获得了一份胡宗南为进攻陕北地区而作的战略部署的情报，并立即报告了党组织，党中央向外界及时揭露了这个阴谋，使之破产。后来，毛泽东称赞熊向晖，说他一人可以顶几个师。1947年7月，熊向晖被胡宗南派赴美国留学。之后不久，胡宗南知道了熊向晖的真实身份，气得暴跳如雷。1949年11月，熊向晖接到周恩来的邀请，来到中南海勤政殿。当他走进勤政殿时，看见张治中、邵力子、刘斐等原国民党高级官员也在里面。这些人见熊向晖走进来，亲切地问：“这不是熊老弟吗？你也起义了？”周恩来哈哈大笑，说：“他可不是起义，他是归队。今天，我请你们大家来，一是和你们聚聚，谈谈心，二是向大家公开一个秘密。”大家坐定后，周恩来指指熊向晖，说：“他是1936年入党的中共党员，是我们派他到胡宗南那里去的……”说完，周恩来爽朗地大笑。众人大为惊讶。国民党前国防部参谋次长刘斐说：“怪不得胡宗南老打败仗。”周恩来看了熊向晖一眼，说：“以后我们打算让他搞外交工作……”
外事战线工作
后来，熊向晖长期在外事战线工作。1962年任中国驻英国代办处常任代办。1971年和1972年，作为周恩来总理的助理，参加了中美重大外交活动。我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后，任首次出席联合国大会的中国代表团代表。1972年任中国驻墨西哥首任大使。1978年后任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副会长、中共中央对台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
熊向晖，端坐在北京医院213病房的轮椅上，俨然就像一位老教授，这位早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的前辈曾经担任过国家安全部副部长的职务，但很少有人知道解放前他在胡宗南的身边做了13年的副官，而且一直跟周恩来保持单线联系的故事。“这一直都是周总理一手安排的！”熊老先生一讲起这段历史便显得兴致勃勃。当年有很多关于胡宗南重要行动的情报都是由熊向晖提供给周恩来的。“怪不得胡宗南怎么也找不到还在延安附近转悠的毛主席……”我心中在猜测。但熊老告诉我们说“胡宗南作为一个将军，在蒋介石的军队时还是很出色的，抗日战争中打了很多硬仗！”作为一名副官跟了自己长官那么多年，无论从个人感情从行政关系哪方面讲，熊向晖应该都算得上是比较了解胡宗南的一个人，但13年的潜伏这也确是一件非常不易的事情，也难怪张治中将军从美国回到中国在一个晚会上见到熊向晖和周总理在一起便说：“熊老弟，你也起义啦！”周总理纠正说：“他哪里是起义？他是归队！”
13年对人的一生来讲可以做很多的事情，而对于熊向晖来说，可能一直都在压抑着个人的愿望，而为党默默地工作着，用那个时代的词汇来表述，就是“怀揣着光明，面向着黑暗”。
传奇一生
1938年春的一天，“西北王”胡宗南面见湖南青年战地服务团团员。战地服务团由
熊向晖
进步青年组成，胡宗南希望在其中挑选一些有才华的年轻人，加以培养，为自己所用。
佩中将军衔的“面试官”胡宗南，手执服务团名册，依次点名问答。胡宗南依照印象在每个人的名字后面画圈，大多数一个或者两个，少数有三个圈，只有一名青年，画有四个圈。这名青年叫熊汇荃，清华大学高材生，父亲是国民政府湖南高等法院的院长。胡宗南深信自己发掘了一名“得力干将”。次日，胡宗南的秘书找到熊汇荃，说胡先生邀请他进行“个别谈话”……
1938年5月初，胡宗南将熊汇荃送至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前身为黄埔军校）第七分校学习。1939年3月学习期满后，熊汇荃被胡宗南调到身边，并很快成为了胡的左右手，一路从侍从副官升任机要秘书。“党国栋梁”熊汇荃开始了他平步青云的仕途。
尽管熊汇荃受到胡宗南等国民党高层的赏识，事实上，在1937年的秋天，熊汇荃已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早在清华大学学习期间，熊汇荃就积极参加北京的学生运动，接触了进步思想。他很快就成了学生抗日团体——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的骨干。在先锋队中，出身官宦之家的熊汇荃学习并接受了共产主义思想，完成了从“富家子弟”到进步青年的思想转变。
1937年12月31日，这个民族危亡年度的最后一天，对于熊汇荃来说有着永生难忘的记忆。这一天，他平生第一次见到了周恩来。当时周恩来到武汉给一些进步学生作演讲，熊汇荃也在其中，他被周恩来的非凡魅力深深折服，更受共产党“誓死抗日、保卫国家”的积极抗日政策的鼓舞，更加坚定了 “共产主义信仰”。
这天之后，对熊汇荃来说，更传奇的故事接踵而来。
中共中央针对当时的抗日形势以及国共两党之间的关系，做出了开辟“隐蔽战线”的重要决定，计划将一些思想进步、立场坚定的优秀青年党员安排到国民党内部。在两党和平时，这些青年可以继续抵抗日军的侵略；一旦国民党对共产党实施打压和攻击，他们就可以为保卫我党起到积极作用。用周恩来的话说，这是一些“闲棋冷子”，当然也希望他们一直闲下去，冷起来。
中共北京地委的领导蒋南翔推荐了熊汇荃，并汇报给董必武和周恩来。在充分了解到熊的具体情况后，周恩来大加赞赏，说“这个角色非熊莫属”。此后，报名参加服务团、接受胡宗南的面试以及进一步成为胡宗南的秘书，这些都是“共产党一手安排的”。熊汇荃还在组织的建议下，改名为“熊向晖”，开始了他为期12年的间谍生涯。
熊向晖担任胡宗南秘书不久，就得到胡宗南的器重。蒋介石给胡宗南的密令都由熊向晖签收，而胡宗南下达的命令也都是由熊向晖起草。起草胡宗南的讲演稿更是熊向晖的“拿手好戏”，这个“懂军事又懂政治的助手”深谙胡宗南的脾气，写出的讲演稿“激情和说理兼有”，完全符合胡宗南的口味。胡宗南由此对熊向晖的态度渐渐由欣赏到完全的信任。
同时，熊向晖也在认真履行着自己的任务——观察胡宗南，了解国民党高层势态，并且尽可能地“少联系共产党、一定做好隐蔽工作”——这是董必武亲口告诉熊向晖的，也是周恩来再三嘱托的。胡宗南在开始阶段也积极主张抗日，没有将过多的精力放在剿灭中共上面。熊向晖这枚“闲棋”就一直“闲”着。
随着抗日形势的明朗，1943年开始，国民政府对中共的态度慢慢发生了变化，由招安改为剿灭。1943年6月1日晚，蒋介石亲自主持召开官邸会议，决心剿灭中共武装和根据地分裂政权。蒋介石随即密电胡宗南——“借共产国际解散良机，闪击延安，一举攻占陕甘宁边区，行动绝对保密。”胡宗南完成布置后，于7月2日正式确定了进攻边区的时间：7月9日。
而在7月4日，胡宗南却收到朱德的明电：“道路纷传，国府中央将乘国际解散机会，实行剿共。当此抗日艰虞之际，力谋团结，犹恐不及，若遂发动内战，破坏抗战团结之大业，则陷国家民族于危难之境。”原来，国民政府的作战计划早在7月3日就由熊向晖传出，再通过八路军驻西安的电台发到延安。中共党中央接到情报后，及时拟定了这个类似“空城计”的作战方案，一方面，破例引用情报，揭露国民政府行将剿共、挑起内战的罪行；另一方面，则迅速从其他地区抽调兵力，武装保卫延安。
国民政府的剿匪行动没有成功。胡宗南发觉有人泄密，但怎么也没想到竟是自己的贴身秘书熊向晖所为，也没有太多追查。
1947年2月，熊向晖和相恋多年的恋人湛筱华结婚，蒋经国是证婚人。
婚礼过后，两位新人开始蜜月旅行，1947年3月1日，两人正在杭州游玩，熊向晖被一自称国民政府保密局的人叫住，他起初担心是自己身份已经暴露，思索该如何应对。等被带去见胡宗南后，事情才明了。原来，此前熊向晖已计划赴美留学，只因机票不好买，才一拖再拖。胡宗南却命令熊向晖延期赴美，要熊向晖回到身边再辅佐他3个月。蜜月也不得不中途结束。
胡宗南对熊向晖说：“前天总裁急电召我来南京，说美苏英法四国3月10日在莫斯科开会，届时将讨论中国问题。总裁当机立断，命令我直捣共产党的老巢延安。并，选在四国外长会议的第一天，即3月10日发起攻击。”说完，胡宗南给了熊向晖一个文件包，让熊根据包里文件的内容画一幅草图给他，并叮嘱熊锁好房门，不许任何人进来。熊向晖打开文件包，看到两份绝密文件：蒋介石核准的进攻延安的方案；陕北共产党的军队兵力配置情况。
熊向晖异常激动，将文件内容默记在心。3月3日上午，熊向晖随胡宗南和参谋长盛文乘专机回到西安。当天晚上，熊向晖就将情报送到了新华巷1号，西安《新泰日报》主编王石坚的家，通过地下室里的秘密无线电台，将这两份绝密情报发到延安。而当时为了保密，连胡宗南的军长和师长对计划还一无所知。
3月8日晚，胡宗南带着熊向晖等少量随从，秘密离开西安，辗转来到洛川。在洛川小学，与先期到达的几名国民党高官会面，组成前线指挥所。而熊向晖则意识到，自己有必要将胡宗南的日常动态报告给党中央。在如此紧要的关头，他决定冒险行事，将情报用信函的形式写在白纸上，装在印有战区第一司令部长官的大信封里。为保险起见，他同样的信都要写两封，一封寄给王石坚，另一封寄给王石坚的朋友潘裕然，源源不断的情报就这样被送到了党中央的面前。党中央果断放弃延安，在陕北地区与国民党玩起了捉迷藏。
因为有情报工作的保障，虽然力量相差悬殊，但共产党总能一次次从敌人眼皮底下逃走，还会时不时地给敌人以沉重打击。胡宗南的部队陷入了一团泥沼之中，非但没能“给共军以毁灭性打击”，自己的部队反而损失惨重。正应了毛泽东在窑洞里留给胡宗南的一首打油诗：“胡宗南到延安，势成骑虎。进又不能进，退又退不得。奈何。奈何。”
国民政府“闪击延安”的计划破产。毛泽东大赞熊向晖，说他“一个人可顶几个师”。周恩来也称赞：“我党打入国军内部的情报人员工作卓越，李克农、钱壮飞和胡底属于前三杰；国共战争期间，又有三位突出的情报人员（熊向晖、陈忠经和申健），同样一人能敌万千军，创造了情报工作的奇迹。他们就是后三杰。”
1947年5月20日离开胡宗南。从上海乘船赴美，当年9月进入克利夫兰西保大学（ Western Reserve University即：凯斯西储大学）研究院读政治经济学硕士。 [7]
1949年11月6日中午12点半，中南海勤政殿，周恩来特设午宴招待国民党元老张治中、邵力子、刘斐。周恩来把熊向晖介绍给大家，几位元老都有些惊讶：“这不是熊老弟吗？你也起义了？”周恩来说：“他不是起义，是归队。”众人恍然大悟，张治中说：“早知道蒋介石在政治上、军事上不是共产党的对手，今天才知道，在情报工作上，也远远不是共产党的对手。”
胡宗南攻打延安未果后不久，熊向晖便赴美留学。而后，国民政府情报部门证实了熊向晖是中共间谍。按理说，这么重要的案件应该着力查办，但最后除了熊向晖在美留学公费中止外，并没有其他的追究。这不能不说是个谜。经众多党史学者分析，主要原因是胡宗南把这个案子故意压下来不报，因为他深知如果蒋介石知道了这个情况，势必怪罪于他，尤其是两次攻打延安的计划被完完全全破坏。熊向晖一事只得不了了之。
熊向晖夫妇
而此次周恩来有无必要将熊向晖之事告知这几位国民党要员呢？虽然周恩来说熊向晖以后会从事外交工作，希望大家熟悉一下，但这个理由并不是十分充分。其一，对于情报工作来说，一旦身份暴露，就成了一枚死棋；其二，在这样的场合公布熊向晖的共产党员身份，且对象还是国民党要员，有无必要？这几个疑问曾长期困扰党史研究者。
为解答这个问题，熊向晖之子熊钢分析了当时的局势：
1.胡宗南部的30万大军，于1949年12月西南战场的成都战役才被歼灭，是国民党在大陆最后一个被歼灭的重兵集团。胡宗南在成都战役后率残部1万多人据守西昌，直到1950年3月才飞往台湾。
2.早在1949年5月，胡宗南、宋希濂便在汉中秘密会晤，一致决定取道西昌退往中缅边界，继续抵抗，万不得已退到缅甸。当时两个集团拥兵50多万，几乎占到国民党在大陆剩余兵力的一半。
3.两者的如意算盘未能实现的主要原因在于蒋介石的反对。蒋介石当时的战略计划是“经营台湾、整顿东南、控制西南”，不允许轻易放弃西南。
周恩来与熊向晖
历史学者杨者圣先生找到了答案：这两位手握重兵的国民党高级将领，对于当时的军事形势把握得最为准确，无论从哪个角度讲，进军滇西方案都是一条苟延残喘之道，这比蒋介石鼓吹的“保卫大西南”的空洞口号“高明”多了。与此同时，党中央毛主席的策略部署则是大迂回、大包抄，力图把国民党全部消灭在大陆，以防后患。不怕敌人打，就怕敌人逃。所以如何将胡宗南套牢在此等待刘邓大军前来形成合围之势就是整个西南战局成败的关键所在。这时，如能“假蒋介石之手套住胡宗南、争取宝贵时间”就可以占据主动，所以如何离间蒋介石和胡宗南就是问题的关键了。周恩来出面宴请国民党元老的必要性正在于此。几位国民党元老和蒋介石通信是可以办到的，靠他们来让蒋介石知道“胡宗南曾经犯了这么大的错误，并且隐瞒不报”这一事实，蒋会怀疑胡的忠诚，进而看不到胡“进军滇西”方案的可行性，甚至会采取措施防止胡宗南自行撤离。果然，蒋介石连续6次拒绝胡宗南的西进方案，甚至有一次还命令胡宗南杀身成仁，为党国尽最大忠诚。如此以来，蒋介石替共产党看住了胡宗南，等待他们的只有溃败一条路。
新中国成立后，熊向晖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新闻司副司长，开始了他20多年的外交生涯。在诸多重要的外交场合中，熊向晖都以“总理助手”的身份出现。
参加日内瓦会议，熊向晖是中国代表团新闻办公厅主任，主要负责新闻招待会，回答各路记者提问；基辛格访华、尼克松1972年访华，他担任“总理助理”，负责一些重要问题的处理；中国加入联合国，他是中国代表团的代表；他还担任过驻英国代办、中国驻墨西哥首任大使。诸多外交场合都有他的身影。而熊向晖认为，更重要的是，他能一直在总理身边工作，这对他的帮助非常大。
1972年尼克松访华前夕，美国的国家安全事务副助理黑格来华做技术安排，熊向晖负责接待。其中一个重要工作是美国希望通过卫星电视信号，使美国民众能够在电视里到尼克松访华的盛况。而由于当时中国还没有通讯卫星，美国方面提出只需要中国在北京、上海、杭州三地修建地面站，美国负责相关技术支持，而通讯卫星则由美国方面提供。熊向晖就将此事向总理汇报：既然美国已经做了准备，我们就不必花费大价钱租用通讯卫星了。总理立即批评了熊向晖，说租用卫星虽然比较贵，但不能一听到要花钱就缩头，因为这涉及到主权的问题，而在主权问题上绝不能有丝毫含糊。总理提出指示意见：1.请美国方面负责给中政府租用一颗卫星，租用时间为1972年2月21日1时至2月28日24时；2.在租用期间，这颗卫星的所有权属于中国政府，美国如使用，需要向中国方面提出申请，并交纳使用费给中国政府；3.租用费和使用费都要合理，我们通过其他途径了解国际上的一般价格，不做冤大头。
熊向晖将总理的意见转达给美方后，对方大为吃惊，说第一次碰到如此厉害的谈判对手。最终完全同意总理提出的意见，承诺租用费一定合理。
熊向晖的女儿曾经问过父亲一个有趣的问题：“周恩来对你有知遇之恩，而胡宗南也对你不薄，你为什么对共产党始终忠诚不二，难道就没有想到一直追随胡宗南，平步青云吗？”的确，胡宗南亦是魄力非凡之人，而对熊向晖，更是关爱有加。熊向晖说他始终没有动摇，一来是因为共产主义的信仰很早就深植在心中；二来，胡宗南的人格魅力和周恩来相比，还是有太大的差距。 [9]
熊向晖革命生涯可谓完美，解放前的情报生涯和解放后的外交生涯已足够精彩。而1982年从调查部和统战部副部长的岗位退下后，受荣毅仁的再三邀请，熊向晖出任了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副董事长兼党组书记，又成为改革开放浪潮中的弄潮儿。2001年，中央电视台为庆祝建党八十周年播放了特别制作的节目《一个人顶几个师》，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朱镕基看后，深受感动，立即赶到医院看望这位“立过赫赫战功的英雄”。两位清华校友感慨良多。
2005年9月9日，这位孜孜不倦的“共产主义战士”终于停止了步伐。
熊向晖这个名字，是他在1937年初刚接到任务时受组织要求改的，直到解放后，他才道出这个名字的寓意：“向晖”，取意当时形容隐蔽战线工作境地的一句话——“面对着黑暗，怀揣着光明”。
曾任职务
1947年5月，任胡宗南将军的侍从副官、机要秘书
1949年回国后，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新闻司副司长
1954年，任讨论朝鲜问题和印度支那问题的日内瓦会议中国代表团新闻办公厅主任
1961年，任讨论老挝问题的日内瓦会议中国代表团顾问
1962至1967年，任中国驻英国代办
1967年1月，奉调回国参加“文化大革命”
1970年11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二部副部长
1971年，任总理助理，参加与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的访华会谈，和美国总统尼克松1972年的访华会谈
1971年11月，任首次出席联合国大会的中国代表团代表
1972年8月，任中国驻墨西哥首任大使
1973年末，任中共中央调查部副部长
1978年后，任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兼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副会长
1983年至1987年，任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副董事长、党组书记
1980年代，任第五、七届全国政协常委、第六届全国政协委员，欧美同学会副会长、名誉会长。
与周恩来
周恩来领熊向晖到七贤庄里院东侧一屋，关上门，再次紧握他的手，说：“这几年，你辛苦了。”熊禁不住流泪。他柔声说：“要忍住。”熊向晖明白这一双关语。周看着手表，说，有些事要问你，不能超过一刻钟。
熊向晖
周问：服务团那个女团长还找不找麻烦？你在安全方面有没有漏洞？
熊说：前几年，李芳兰找我重提旧事，我顶住。胡的特务头子曾给我看一匿名信，信里说我是“匪谍”，我当场拍了桌子，质问他是何用意，指责他对我玩特务手段，我要向胡辞职，他劝阻，说他是好意，是想使我知道有人诬陷我，希我提防。对这类情况我都以攻为守。胡多疑，取得他的信任不容易。我牢记你和董老的指示，特别注意谨慎，事无巨细都当心。胡常出人不意，轻车简从，微服出巡(他认为，行踪保密，微服简从最安全；事先张扬，前呼后拥最暴露，反易招敌暗算)。一次，他去西峡口会汤恩伯，只带两人，中途宿村塾，无意中发现我独自通宵警戒，给他难忘印象。经多年观察考验，他对我深信不疑。我至今有惊无险。如遇险，我能自持。
周恩来看看手表说，前年蒋南翔回延安，我让他向陈云详细汇报你的情况，我还要向中央主要领导同志讲。你身在虎穴，岗位重要，我只提几句：对党要忠诚，对敌要狡猾；有所为，有所不为；抓大不抓小，注意战略动向，主要着眼保卫党中央。
周恩来又紧握熊向晖的手，摇了摇，说，我不送你，胜利后再见。
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几位同志将几捆包装好的延安出版的书报杂志送上熊向晖坐的汽车，另给他几本没有包装的杂志。熊才意识到，他接周恩来时，周问他姓名后，叫他稍等，转身返回内院，就是让人先办好这件事，为他在七贤庄逗留提供借口。熊还意识到，把几本没有包装的杂志交给他，也是周恩来的精心安排。如果有人问他：你在七贤庄等的那一会儿，八路同你谈些什么？他可以说，他们忙着找、包、捆，让我看杂志。
最后一次听到胡宗南哈哈大笑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挑起内战。1947年3月，国民党军胡宗南部进攻陕北，毛泽东果断决定放弃延安，胡宗南部占领了延安。
王超凡负责接待报道占领延安的中外记者的工作。他报告胡宗南说，为显示众多共军被击毙，已造了一些假坟，立了一些真碑。但被俘共军人数少，包括伤兵只有几十个人，他们思想顽固。为此已商城防部队整27师选调几百名官兵，穿杂色服装，冒充共军俘虏，经几天训练，可应付记者提问。他说，不安排记者接触老百姓，因为留下来的大都是妇孺老弱，态度敌对，居处分散，一不小心就碰上地雷，有时会碰上打冷枪。幸好有几个共干投诚，官最大、最积极的是边区保安处科长韩庆恩，让这几个共干向记者现身说法，效果会好。
胡宗南说，不要忘了国民革命和北伐经验，一定要唤起民众，化敌对为亲善，不只是为了接待记者，丢掉民众就打不了胜仗，连向导也找不到。要千方百计争取几个“劳动英雄”、“参议员”、“妇女代表”合作。由他们作榜样，一般民众会跟着来。
1947年3月25日晨，胡要熊带一名先遣人员引导，陪他看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人的原住处，先后看了王家坪、杨家岭、枣园。最后，车子一直开到延安北郊十里铺看了鲁迅艺术学院。他看得很细。在枣园毛泽东住过的窑洞桌屉里，发现一张纸条，写着：“胡宗南到延安，势成骑虎。进又不能进，退又退不得。奈何！奈何！”他看后哈哈大笑———这是他的习惯。合乎他心意的，他哈哈大笑；道出他心病的，他也哈哈大笑。
这是熊向晖最后一次听到他哈哈大笑。就在这一天，他的精锐部队整31旅在青化砭被解放军全歼，旅长李纪云被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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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史 ， 现代史 ， 法律书籍 ， 政治人物 ， 官员 ， 历史 ， 人物
熊向晖（1919年4月—2005年9月），原名熊汇荃，男，1919年4月出生在山东省掖县(今山东省莱州市)的一个官宦家庭。其父当时任掖县的推事，也就是县长，后来曾任湖北高等法院刑庭庭长、国民政府湖南高等法院的院长 [1] 。在家里的8个孩子中，排行老五。 [2] 祖籍安徽凤阳。 [3]
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原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党组书记、副董事长。中国共产党情报工作龙潭三杰“后三杰”之首 [4] 。1936年考入清华大学中文系 [5] 、1938年黄埔军校第七分校15期 [6] 、1947年9月到美国凯斯西储大学（Western Reserve）研究院攻读政治经济学硕士， [7] 1948年9月获社会科学硕士学位，于1949年回国。 [8] 熊向晖，中共情报工作史上最具传奇色彩的人物，被毛泽东誉为“一个人能顶几个师”。以其超人的机智、果敢、坚韧，赢得胡宗南赏识，巧妙地送出国民党“闪击延安”、“西安军事会议”等诸多重要情报，为挫败国民党反共阴谋、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保卫中共延安党中央等屡建奇功。
- 人物关系
- 纠错
中文名 熊向晖 别 名 熊汇荃 国 籍 中国 民 族 汉族 出生地 山东掖县 出生日期 1919年4月 逝世日期 2005年9月9日 职 业 特工，外交官 毕业院校 清华大学、黄埔军校、凯斯西储大学。 信 仰 共产主义 代表作品 《我的情报与外交生涯》 政治面貌 中共党员 夫 人 谌筱华
目录
人物经历
熊向晖1919年4月出生在山东省掖县(今山东省莱州市)的一个官宦家庭。其父当时任掖县的推事，也就是县长，后来曾任湖北高等法院刑庭庭长。在家里的8个孩子中，排行老五。 [2]
1936年9月参加革命工作，同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7年12月至1947年8月受党的派遣，一直从事党的地下工作，为保卫党中央作出了特殊贡献。新中国成立后，长期战斗在党的统战和外交战线上，为党的统战和外交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
熊向晖熊向晖同志1936年11月在清华大学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同时是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清华分队负责人之一。1937年12月，遵照周恩来的指示，到国民党胡宗南（时任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后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的部队“服务”，从事秘密情报工作。1939年3月在中央军校第七分校（西安分校）第十四期毕业后，至1947年5月，任胡宗南的侍从副官、机要秘书，成了胡宗南的亲信，负责处理机密文电和日常事务，起草讲话稿。1943年，熊向晖获得了一份胡宗南为进攻陕北地区而作的战略部署的情报，并立即报告了党组织，党中央向外界及时揭露了这个阴谋，使之破产。后来，毛泽东称赞熊向晖，说他一人可以顶几个师。1947年7月，熊向晖被胡宗南派赴美国留学。之后不久，胡宗南知道了熊向晖的真实身份，气得暴跳如雷。1949年11月，熊向晖接到周恩来的邀请，来到中南海勤政殿。当他走进勤政殿时，看见张治中、邵力子、刘斐等原国民党高级官员也在里面。这些人见熊向晖走进来，亲切地问：“这不是熊老弟吗？你也起义了？”周恩来哈哈大笑，说：“他可不是起义，他是归队。今天，我请你们大家来，一是和你们聚聚，谈谈心，二是向大家公开一个秘密。”大家坐定后，周恩来指指熊向晖，说：“他是1936年入党的中共党员，是我们派他到胡宗南那里去的……”说完，周恩来爽朗地大笑。众人大为惊讶。国民党前国防部参谋次长刘斐说：“怪不得胡宗南老打败仗。”周恩来看了熊向晖一眼，说：“以后我们打算让他搞外交工作……”
外事战线工作
后来，熊向晖长期在外事战线工作。1962年任中国驻英国代办处常任代办。1971年和1972年，作为周恩来总理的助理，参加了中美重大外交活动。我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后，任首次出席联合国大会的中国代表团代表。1972年任中国驻墨西哥首任大使。1978年后任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副会长、中共中央对台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
熊向晖，端坐在北京医院213病房的轮椅上，俨然就像一位老教授，这位早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的前辈曾经担任过国家安全部副部长的职务，但很少有人知道解放前他在胡宗南的身边做了13年的副官，而且一直跟周恩来保持单线联系的故事。“这一直都是周总理一手安排的！”熊老先生一讲起这段历史便显得兴致勃勃。当年有很多关于胡宗南重要行动的情报都是由熊向晖提供给周恩来的。“怪不得胡宗南怎么也找不到还在延安附近转悠的毛主席……”我心中在猜测。但熊老告诉我们说“胡宗南作为一个将军，在蒋介石的军队时还是很出色的，抗日战争中打了很多硬仗！”作为一名副官跟了自己长官那么多年，无论从个人感情从行政关系哪方面讲，熊向晖应该都算得上是比较了解胡宗南的一个人，但13年的潜伏这也确是一件非常不易的事情，也难怪张治中将军从美国回到中国在一个晚会上见到熊向晖和周总理在一起便说：“熊老弟，你也起义啦！”周总理纠正说：“他哪里是起义？他是归队！”
13年对人的一生来讲可以做很多的事情，而对于熊向晖来说，可能一直都在压抑着个人的愿望，而为党默默地工作着，用那个时代的词汇来表述，就是“怀揣着光明，面向着黑暗”。
传奇一生
1938年春的一天，“西北王”胡宗南面见湖南青年战地服务团团员。战地服务团由
熊向晖进步青年组成，胡宗南希望在其中挑选一些有才华的年轻人，加以培养，为自己所用。
佩中将军衔的“面试官”胡宗南，手执服务团名册，依次点名问答。胡宗南依照印象在每个人的名字后面画圈，大多数一个或者两个，少数有三个圈，只有一名青年，画有四个圈。这名青年叫熊汇荃，清华大学高材生，父亲是国民政府湖南高等法院的院长。胡宗南深信自己发掘了一名“得力干将”。次日，胡宗南的秘书找到熊汇荃，说胡先生邀请他进行“个别谈话”……
1938年5月初，胡宗南将熊汇荃送至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前身为黄埔军校）第七分校学习。1939年3月学习期满后，熊汇荃被胡宗南调到身边，并很快成为了胡的左右手，一路从侍从副官升任机要秘书。“党国栋梁”熊汇荃开始了他平步青云的仕途。
尽管熊汇荃受到胡宗南等国民党高层的赏识，事实上，在1937年的秋天，熊汇荃已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早在清华大学学习期间，熊汇荃就积极参加北京的学生运动，接触了进步思想。他很快就成了学生抗日团体——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的骨干。在先锋队中，出身官宦之家的熊汇荃学习并接受了共产主义思想，完成了从“富家子弟”到进步青年的思想转变。
1937年12月31日，这个民族危亡年度的最后一天，对于熊汇荃来说有着永生难忘的记忆。这一天，他平生第一次见到了周恩来。当时周恩来到武汉给一些进步学生作演讲，熊汇荃也在其中，他被周恩来的非凡魅力深深折服，更受共产党“誓死抗日、保卫国家”的积极抗日政策的鼓舞，更加坚定了 “共产主义信仰”。
这天之后，对熊汇荃来说，更传奇的故事接踵而来。
中共中央针对当时的抗日形势以及国共两党之间的关系，做出了开辟“隐蔽战线”的重要决定，计划将一些思想进步、立场坚定的优秀青年党员安排到国民党内部。在两党和平时，这些青年可以继续抵抗日军的侵略；一旦国民党对共产党实施打压和攻击，他们就可以为保卫我党起到积极作用。用周恩来的话说，这是一些“闲棋冷子”，当然也希望他们一直闲下去，冷起来。
中共北京地委的领导蒋南翔推荐了熊汇荃，并汇报给董必武和周恩来。在充分了解到熊的具体情况后，周恩来大加赞赏，说“这个角色非熊莫属”。此后，报名参加服务团、接受胡宗南的面试以及进一步成为胡宗南的秘书，这些都是“共产党一手安排的”。熊汇荃还在组织的建议下，改名为“熊向晖”，开始了他为期12年的间谍生涯。
熊向晖担任胡宗南秘书不久，就得到胡宗南的器重。蒋介石给胡宗南的密令都由熊向晖签收，而胡宗南下达的命令也都是由熊向晖起草。起草胡宗南的讲演稿更是熊向晖的“拿手好戏”，这个“懂军事又懂政治的助手”深谙胡宗南的脾气，写出的讲演稿“激情和说理兼有”，完全符合胡宗南的口味。胡宗南由此对熊向晖的态度渐渐由欣赏到完全的信任。
同时，熊向晖也在认真履行着自己的任务——观察胡宗南，了解国民党高层势态，并且尽可能地“少联系共产党、一定做好隐蔽工作”——这是董必武亲口告诉熊向晖的，也是周恩来再三嘱托的。胡宗南在开始阶段也积极主张抗日，没有将过多的精力放在剿灭中共上面。熊向晖这枚“闲棋”就一直“闲”着。
随着抗日形势的明朗，1943年开始，国民政府对中共的态度慢慢发生了变化，由招安改为剿灭。1943年6月1日晚，蒋介石亲自主持召开官邸会议，决心剿灭中共武装和根据地分裂政权。蒋介石随即密电胡宗南——“借共产国际解散良机，闪击延安，一举攻占陕甘宁边区，行动绝对保密。”胡宗南完成布置后，于7月2日正式确定了进攻边区的时间：7月9日。
而在7月4日，胡宗南却收到朱德的明电：“道路纷传，国府中央将乘国际解散机会，实行剿共。当此抗日艰虞之际，力谋团结，犹恐不及，若遂发动内战，破坏抗战团结之大业，则陷国家民族于危难之境。”原来，国民政府的作战计划早在7月3日就由熊向晖传出，再通过八路军驻西安的电台发到延安。中共党中央接到情报后，及时拟定了这个类似“空城计”的作战方案，一方面，破例引用情报，揭露国民政府行将剿共、挑起内战的罪行；另一方面，则迅速从其他地区抽调兵力，武装保卫延安。
国民政府的剿匪行动没有成功。胡宗南发觉有人泄密，但怎么也没想到竟是自己的贴身秘书熊向晖所为，也没有太多追查。
1947年2月，熊向晖和相恋多年的恋人湛筱华结婚，蒋经国是证婚人。
婚礼过后，两位新人开始蜜月旅行，1947年3月1日，两人正在杭州游玩，熊向晖被一自称国民政府保密局的人叫住，他起初担心是自己身份已经暴露，思索该如何应对。等被带去见胡宗南后，事情才明了。原来，此前熊向晖已计划赴美留学，只因机票不好买，才一拖再拖。胡宗南却命令熊向晖延期赴美，要熊向晖回到身边再辅佐他3个月。蜜月也不得不中途结束。
胡宗南对熊向晖说：“前天总裁急电召我来南京，说美苏英法四国3月10日在莫斯科开会，届时将讨论中国问题。总裁当机立断，命令我直捣共产党的老巢延安。并，选在四国外长会议的第一天，即3月10日发起攻击。”说完，胡宗南给了熊向晖一个文件包，让熊根据包里文件的内容画一幅草图给他，并叮嘱熊锁好房门，不许任何人进来。熊向晖打开文件包，看到两份绝密文件：蒋介石核准的进攻延安的方案；陕北共产党的军队兵力配置情况。
熊向晖异常激动，将文件内容默记在心。3月3日上午，熊向晖随胡宗南和参谋长盛文乘专机回到西安。当天晚上，熊向晖就将情报送到了新华巷1号，西安《新泰日报》主编王石坚的家，通过地下室里的秘密无线电台，将这两份绝密情报发到延安。而当时为了保密，连胡宗南的军长和师长对计划还一无所知。
3月8日晚，胡宗南带着熊向晖等少量随从，秘密离开西安，辗转来到洛川。在洛川小学，与先期到达的几名国民党高官会面，组成前线指挥所。而熊向晖则意识到，自己有必要将胡宗南的日常动态报告给党中央。在如此紧要的关头，他决定冒险行事，将情报用信函的形式写在白纸上，装在印有战区第一司令部长官的大信封里。为保险起见，他同样的信都要写两封，一封寄给王石坚，另一封寄给王石坚的朋友潘裕然，源源不断的情报就这样被送到了党中央的面前。党中央果断放弃延安，在陕北地区与国民党玩起了捉迷藏。
因为有情报工作的保障，虽然力量相差悬殊，但共产党总能一次次从敌人眼皮底下逃走，还会时不时地给敌人以沉重打击。胡宗南的部队陷入了一团泥沼之中，非但没能“给共军以毁灭性打击”，自己的部队反而损失惨重。正应了毛泽东在窑洞里留给胡宗南的一首打油诗：“胡宗南到延安，势成骑虎。进又不能进，退又退不得。奈何。奈何。”
国民政府“闪击延安”的计划破产。毛泽东大赞熊向晖，说他“一个人可顶几个师”。周恩来也称赞：“我党打入国军内部的情报人员工作卓越，李克农、钱壮飞和胡底属于前三杰；国共战争期间，又有三位突出的情报人员（熊向晖、陈忠经和申健），同样一人能敌万千军，创造了情报工作的奇迹。他们就是后三杰。”
1947年5月20日离开胡宗南。从上海乘船赴美，当年9月进入克利夫兰西保大学（ Western Reserve University即：凯斯西储大学）研究院读政治经济学硕士。 [7]
1949年11月6日中午12点半，中南海勤政殿，周恩来特设午宴招待国民党元老张治中、邵力子、刘斐。周恩来把熊向晖介绍给大家，几位元老都有些惊讶：“这不是熊老弟吗？你也起义了？”周恩来说：“他不是起义，是归队。”众人恍然大悟，张治中说：“早知道蒋介石在政治上、军事上不是共产党的对手，今天才知道，在情报工作上，也远远不是共产党的对手。”
胡宗南攻打延安未果后不久，熊向晖便赴美留学。而后，国民政府情报部门证实了熊向晖是中共间谍。按理说，这么重要的案件应该着力查办，但最后除了熊向晖在美留学公费中止外，并没有其他的追究。这不能不说是个谜。经众多党史学者分析，主要原因是胡宗南把这个案子故意压下来不报，因为他深知如果蒋介石知道了这个情况，势必怪罪于他，尤其是两次攻打延安的计划被完完全全破坏。熊向晖一事只得不了了之。
熊向晖夫妇而此次周恩来有无必要将熊向晖之事告知这几位国民党要员呢？虽然周恩来说熊向晖以后会从事外交工作，希望大家熟悉一下，但这个理由并不是十分充分。其一，对于情报工作来说，一旦身份暴露，就成了一枚死棋；其二，在这样的场合公布熊向晖的共产党员身份，且对象还是国民党要员，有无必要？这几个疑问曾长期困扰党史研究者。
为解答这个问题，熊向晖之子熊钢分析了当时的局势：
1.胡宗南部的30万大军，于1949年12月西南战场的成都战役才被歼灭，是国民党在大陆最后一个被歼灭的重兵集团。胡宗南在成都战役后率残部1万多人据守西昌，直到1950年3月才飞往台湾。
2.早在1949年5月，胡宗南、宋希濂便在汉中秘密会晤，一致决定取道西昌退往中缅边界，继续抵抗，万不得已退到缅甸。当时两个集团拥兵50多万，几乎占到国民党在大陆剩余兵力的一半。
3.两者的如意算盘未能实现的主要原因在于蒋介石的反对。蒋介石当时的战略计划是“经营台湾、整顿东南、控制西南”，不允许轻易放弃西南。
周恩来与熊向晖历史学者杨者圣先生找到了答案：这两位手握重兵的国民党高级将领，对于当时的军事形势把握得最为准确，无论从哪个角度讲，进军滇西方案都是一条苟延残喘之道，这比蒋介石鼓吹的“保卫大西南”的空洞口号“高明”多了。与此同时，党中央毛主席的策略部署则是大迂回、大包抄，力图把国民党全部消灭在大陆，以防后患。不怕敌人打，就怕敌人逃。所以如何将胡宗南套牢在此等待刘邓大军前来形成合围之势就是整个西南战局成败的关键所在。这时，如能“假蒋介石之手套住胡宗南、争取宝贵时间”就可以占据主动，所以如何离间蒋介石和胡宗南就是问题的关键了。周恩来出面宴请国民党元老的必要性正在于此。几位国民党元老和蒋介石通信是可以办到的，靠他们来让蒋介石知道“胡宗南曾经犯了这么大的错误，并且隐瞒不报”这一事实，蒋会怀疑胡的忠诚，进而看不到胡“进军滇西”方案的可行性，甚至会采取措施防止胡宗南自行撤离。果然，蒋介石连续6次拒绝胡宗南的西进方案，甚至有一次还命令胡宗南杀身成仁，为党国尽最大忠诚。如此以来，蒋介石替共产党看住了胡宗南，等待他们的只有溃败一条路。
新中国成立后，熊向晖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新闻司副司长，开始了他20多年的外交生涯。在诸多重要的外交场合中，熊向晖都以“总理助手”的身份出现。
参加日内瓦会议，熊向晖是中国代表团新闻办公厅主任，主要负责新闻招待会，回答各路记者提问；基辛格访华、尼克松1972年访华，他担任“总理助理”，负责一些重要问题的处理；中国加入联合国，他是中国代表团的代表；他还担任过驻英国代办、中国驻墨西哥首任大使。诸多外交场合都有他的身影。而熊向晖认为，更重要的是，他能一直在总理身边工作，这对他的帮助非常大。
1972年尼克松访华前夕，美国的国家安全事务副助理黑格来华做技术安排，熊向晖负责接待。其中一个重要工作是美国希望通过卫星电视信号，使美国民众能够在电视里到尼克松访华的盛况。而由于当时中国还没有通讯卫星，美国方面提出只需要中国在北京、上海、杭州三地修建地面站，美国负责相关技术支持，而通讯卫星则由美国方面提供。熊向晖就将此事向总理汇报：既然美国已经做了准备，我们就不必花费大价钱租用通讯卫星了。总理立即批评了熊向晖，说租用卫星虽然比较贵，但不能一听到要花钱就缩头，因为这涉及到主权的问题，而在主权问题上绝不能有丝毫含糊。总理提出指示意见：1.请美国方面负责给中政府租用一颗卫星，租用时间为1972年2月21日1时至2月28日24时；2.在租用期间，这颗卫星的所有权属于中国政府，美国如使用，需要向中国方面提出申请，并交纳使用费给中国政府；3.租用费和使用费都要合理，我们通过其他途径了解国际上的一般价格，不做冤大头。
熊向晖将总理的意见转达给美方后，对方大为吃惊，说第一次碰到如此厉害的谈判对手。最终完全同意总理提出的意见，承诺租用费一定合理。
熊向晖的女儿曾经问过父亲一个有趣的问题：“周恩来对你有知遇之恩，而胡宗南也对你不薄，你为什么对共产党始终忠诚不二，难道就没有想到一直追随胡宗南，平步青云吗？”的确，胡宗南亦是魄力非凡之人，而对熊向晖，更是关爱有加。熊向晖说他始终没有动摇，一来是因为共产主义的信仰很早就深植在心中；二来，胡宗南的人格魅力和周恩来相比，还是有太大的差距。 [9]
熊向晖革命生涯可谓完美，解放前的情报生涯和解放后的外交生涯已足够精彩。而1982年从调查部和统战部副部长的岗位退下后，受荣毅仁的再三邀请，熊向晖出任了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副董事长兼党组书记，又成为改革开放浪潮中的弄潮儿。2001年，中央电视台为庆祝建党八十周年播放了特别制作的节目《一个人顶几个师》，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朱镕基看后，深受感动，立即赶到医院看望这位“立过赫赫战功的英雄”。两位清华校友感慨良多。
2005年9月9日，这位孜孜不倦的“共产主义战士”终于停止了步伐。
熊向晖这个名字，是他在1937年初刚接到任务时受组织要求改的，直到解放后，他才道出这个名字的寓意：“向晖”，取意当时形容隐蔽战线工作境地的一句话——“面对着黑暗，怀揣着光明”。
曾任职务
1947年5月，任胡宗南将军的侍从副官、机要秘书
1949年回国后，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新闻司副司长
1954年，任讨论朝鲜问题和印度支那问题的日内瓦会议中国代表团新闻办公厅主任
1961年，任讨论老挝问题的日内瓦会议中国代表团顾问
1962至1967年，任中国驻英国代办
1967年1月，奉调回国参加“文化大革命”
1970年11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二部副部长
1971年，任总理助理，参加与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的访华会谈，和美国总统尼克松1972年的访华会谈
1971年11月，任首次出席联合国大会的中国代表团代表
1972年8月，任中国驻墨西哥首任大使
1973年末，任中共中央调查部副部长
1978年后，任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兼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副会长
1983年至1987年，任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副董事长、党组书记
1980年代，任第五、七届全国政协常委、第六届全国政协委员，欧美同学会副会长、名誉会长。
与周恩来
周恩来领熊向晖到七贤庄里院东侧一屋，关上门，再次紧握他的手，说：“这几年，你辛苦了。”熊禁不住流泪。他柔声说：“要忍住。”熊向晖明白这一双关语。周看着手表，说，有些事要问你，不能超过一刻钟。
熊向晖周问：服务团那个女团长还找不找麻烦？你在安全方面有没有漏洞？
熊说：前几年，李芳兰找我重提旧事，我顶住。胡的特务头子曾给我看一匿名信，信里说我是“匪谍”，我当场拍了桌子，质问他是何用意，指责他对我玩特务手段，我要向胡辞职，他劝阻，说他是好意，是想使我知道有人诬陷我，希我提防。对这类情况我都以攻为守。胡多疑，取得他的信任不容易。我牢记你和董老的指示，特别注意谨慎，事无巨细都当心。胡常出人不意，轻车简从，微服出巡(他认为，行踪保密，微服简从最安全；事先张扬，前呼后拥最暴露，反易招敌暗算)。一次，他去西峡口会汤恩伯，只带两人，中途宿村塾，无意中发现我独自通宵警戒，给他难忘印象。经多年观察考验，他对我深信不疑。我至今有惊无险。如遇险，我能自持。
周恩来看看手表说，前年蒋南翔回延安，我让他向陈云详细汇报你的情况，我还要向中央主要领导同志讲。你身在虎穴，岗位重要，我只提几句：对党要忠诚，对敌要狡猾；有所为，有所不为；抓大不抓小，注意战略动向，主要着眼保卫党中央。
周恩来又紧握熊向晖的手，摇了摇，说，我不送你，胜利后再见。
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几位同志将几捆包装好的延安出版的书报杂志送上熊向晖坐的汽车，另给他几本没有包装的杂志。熊才意识到，他接周恩来时，周问他姓名后，叫他稍等，转身返回内院，就是让人先办好这件事，为他在七贤庄逗留提供借口。熊还意识到，把几本没有包装的杂志交给他，也是周恩来的精心安排。如果有人问他：你在七贤庄等的那一会儿，八路同你谈些什么？他可以说，他们忙着找、包、捆，让我看杂志。
最后一次听到胡宗南哈哈大笑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挑起内战。1947年3月，国民党军胡宗南部进攻陕北，毛泽东果断决定放弃延安，胡宗南部占领了延安。
王超凡负责接待报道占领延安的中外记者的工作。他报告胡宗南说，为显示众多共军被击毙，已造了一些假坟，立了一些真碑。但被俘共军人数少，包括伤兵只有几十个人，他们思想顽固。为此已商城防部队整27师选调几百名官兵，穿杂色服装，冒充共军俘虏，经几天训练，可应付记者提问。他说，不安排记者接触老百姓，因为留下来的大都是妇孺老弱，态度敌对，居处分散，一不小心就碰上地雷，有时会碰上打冷枪。幸好有几个共干投诚，官最大、最积极的是边区保安处科长韩庆恩，让这几个共干向记者现身说法，效果会好。
胡宗南说，不要忘了国民革命和北伐经验，一定要唤起民众，化敌对为亲善，不只是为了接待记者，丢掉民众就打不了胜仗，连向导也找不到。要千方百计争取几个“劳动英雄”、“参议员”、“妇女代表”合作。由他们作榜样，一般民众会跟着来。
1947年3月25日晨，胡要熊带一名先遣人员引导，陪他看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人的原住处，先后看了王家坪、杨家岭、枣园。最后，车子一直开到延安北郊十里铺看了鲁迅艺术学院。他看得很细。在枣园毛泽东住过的窑洞桌屉里，发现一张纸条，写着：“胡宗南到延安，势成骑虎。进又不能进，退又退不得。奈何！奈何！”他看后哈哈大笑———这是他的习惯。合乎他心意的，他哈哈大笑；道出他心病的，他也哈哈大笑。
这是熊向晖最后一次听到他哈哈大笑。就在这一天，他的精锐部队整31旅在青化砭被解放军全歼，旅长李纪云被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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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
- 1. “熊向晖，一人可顶几个师” ．人民网[引用日期2015-12-11]
- 2. 熊向晖之女熊蕾讲述父亲的“另类”(组图) ．搜狐[引用日期2015-12-11]
- 3. 2001年朱镕基为何事专程探望清华学长熊向晖？ ．凤凰网[引用日期2015-12-11]
- 4. 简历
- 5. 抗战历史丰碑上的清华人 ．清华大学新闻网[引用日期2015-12-16]
- 6. 熊向晖 ．中国黄埔军校网[引用日期2015-12-11]
- 7. 熊蕾(口述) , 李菁．敌营12年——父亲熊向晖的情报生涯：三联生活周刊，2011年50期
- 8. 熊向晖：智勇双全，一人能顶几个师 ．凤凰网[引用日期2015-12-11]
- 9. 熊向晖的传奇一生：“一人可顶几个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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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0901 经典传奇 揭秘新中国重返联合国内幕
孟晚舟引渡启动 或禁中国留学生赴加拿大(图)
2019-03-02 20:19 来源: 苹果日报 作者:
牵动中、美、加关系的华为太子女兼副董事长孟晚舟案引渡程序正式启动，加拿大法院铁定下周三开庭审理，一场旷日废时的司法战争就此开打。
专家估计北京报复行动或会升级，不排除北京为救孟晚舟而不惜煞停中国学生赴加留学。
加拿大布鲁克大学(Brock University)教授、前加拿大驻北京外交官布顿(Charles Burton)估计，北京可能会做出进一步报复行动，不排除会打压加拿大芥花籽输华或禁止中国学生到加拿大留学。加拿大前驻华大使赵朴(Guy Saint-Jacques)亦认为，北京或就此事进一步向加拿大施压。
孟晚舟被指涉违反美对伊朗制裁令，去年12月1日遭美、加联手逮捕后，中方报复层出不穷，不仅拘押包括加拿大前外交官康明凯及加拿大商人沃斯帕，亦对涉嫌走私220公斤冰毒的加国公民谢伦伯格判以极刑;上月亦有消息指，北京还向加拿大芥花籽埋手，延长加芥花籽货船入口清关时间，在批出进口转基因产品许可证上大加刁难。
2019-03-02 20:19 来源: 苹果日报 作者:
牵动中、美、加关系的华为太子女兼副董事长孟晚舟案引渡程序正式启动，加拿大法院铁定下周三开庭审理，一场旷日废时的司法战争就此开打。
加拿大布鲁克大学(Brock University)教授、前加拿大驻北京外交官布顿(Charles Burton)估计，北京可能会做出进一步报复行动，不排除会打压加拿大芥花籽输华或禁止中国学生到加拿大留学。加拿大前驻华大使赵朴(Guy Saint-Jacques)亦认为，北京或就此事进一步向加拿大施压。
孟晚舟被指涉违反美对伊朗制裁令，去年12月1日遭美、加联手逮捕后，中方报复层出不穷，不仅拘押包括加拿大前外交官康明凯及加拿大商人沃斯帕，亦对涉嫌走私220公斤冰毒的加国公民谢伦伯格判以极刑;上月亦有消息指，北京还向加拿大芥花籽埋手，延长加芥花籽货船入口清关时间，在批出进口转基因产品许可证上大加刁难。
主动投案者秦光荣：其子出事彻底压垮心理防线
2019年06月22日
资料图：云南省委原书记秦光荣。中新社发 廖攀 摄
主动投案者秦光荣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周群峰
5月9日，卸任云南省委书记四年多后，秦光荣再次回归大众视野。
这天下午，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发布消息，云南省委原书记秦光荣涉嫌严重违纪违法，主动投案，目前正在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秦光荣今年69岁，去年3月从全国人大常委会内务司法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任上退休。他也是继白恩培后，又一位落马的云南省委书记。
“农村伢子”出身的秦光荣曾是湖南政坛的一匹黑马，44岁便跻身省委常委序列，但不久遭遇低谷，后来仕途转至云南。
多位知情者透露，秦光荣刚入滇时，云南政治生态比较恶劣，各种政商关系盘根错节，他过得并不“潇洒”，甚至有些狼狈，后来才逐渐站稳脚跟。他主政云南期间，虽然想干出一番政绩，但是视野狭小，急于追求政绩，被老板“围猎”，选人用人方面也屡遭争议。其子秦岭涉华融赖小民系列案被控制后不久，他迫于压力，携妻黄玉兰同日主动投案。他也成为“正部级主动投案第一人”。
多位湖南、云南政商界知情者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其子出事，是彻底压垮秦光荣心理防线的最后一根稻草。此前已有多个事件的线索指向他，重压之下，他“别无选择”。
湖南政坛的一匹黑马
黄田铺镇位于湖南省永州市零陵区西北。据史料记载，此地原来山秃水缺，土瘦田贫，群众生活苦如黄连，当时有人在此开铺营生，故名“黄连铺”，后取“连”之谐音为“田”，改为黄田铺。
1950年12月，秦光荣生于黄田铺镇一个农民家庭。1975年8月，他从湖南衡阳师范专科学校中文系毕业后，回到老家零陵(现永州)工作，在湖南师范学院零陵分院政工科、团委工作了一年多后，因为写得一手好文章，进入湖南省零陵地委宣传部。
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召开，干部“四化”(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作为用人新方针被写进党章。而这也让秦光荣在仕途上开始步入快车道。
1983年6月，他成为共青团湖南省零陵地委书记，零陵地委委员。之后，他又历任共青团湖南省委副书记、党组副书记、省青联主席，零陵地区行署副专员、零陵地委副书记兼冷水滩市委书记、零陵地委书记等职务。
1993年6月，不足43岁的秦光荣被任命为长沙市委书记。
上世纪90年代曾多次采访过秦光荣，且与其有一定交情的湖南籍资深媒体人喻圣宏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秦光荣没有官架子，他也想做出一番政绩，但因为缺少大视野，见识有局限，很多目标脱离实际，成为空谈，甚至沦为笑柄。
比如，秦光荣当上长沙市委书记后不久，提出了把长沙建成“国际化大都市”的目标。
喻圣宏说，当时长沙城区还不及现在四分之一，河西岳麓区是一个接一个的渔场，火车站后面也是一片菜地。无论是普通市民还是上层官员，不少人都因此把建设“国际化大都市”当成一个笑话。
最终，这一目标也因缺少具体措施不了了之。
1994年12月，秦光荣跻身湖南省委常委序列。这一年他只有44岁，成为湖南政坛的一匹黑马。
喻圣宏说，秦光荣在任湖南省委常委期间，多次表现出“政治上不成熟”的一面。
1997年9月，在中共十五届一中全会上，秦光荣被选为中央候补委员。此后，长沙市委机关报《长沙晚报》在报道秦光荣的活动时，都在他的名字前加上“中共中央候补委员”。据说，这是秦光荣本人的授意，他对此头衔颇有成就感。
“我总感觉这样的头衔不对劲。从来没看到过省委书记、省长们的头衔前面还要加上‘中央委员’的。何况，十五大当选中央候补委员的湖南干部也不止秦光荣一个人。”喻圣宏说，“这样写了将近半年，后来被人诟病，才去掉了”。
在长沙市委书记任上，秦光荣用人也饱受争议。
接近湖南官场的知情者赵晓云(化名)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秦光荣曾将一名颇受争议的区委副书记提拔为书记，在当时引起不小争议。
另有多个不同信息源称，1998年1月，秦光荣支持一位他看中的人选，通过私下各种运作，让其“爆冷”当选为长沙市市长。
当时湖南省委比较器重口碑不错的时任长沙市长，组织部门也对此人比较信任，因此大家都认为时任市长会连任。但是，在秦光荣的运作下，时任长沙市委一位副书记通过非常规手段“逆袭上位”。此事在湖南政坛引起轩然大波。
赵晓云称，这次事件之后，时任湖南省委书记对秦光荣意见非常大。云南省政协原主席杨维骏也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秦光荣在长沙时，得不到时任湖南省委书记的信任。
次年10月，这位受秦光荣扶持的长沙市长干了不足两年便被免职。
值得注意的是，1998年2月至1999年1月，在长达一年的时间里，秦光荣不再担任长沙市委书记，只保留了省委常委一职，没有分管领域，成为“光杆常委”，显得颇为尴尬。在此期间，秦光荣也心灰意冷，多次流露出想离开湖南官场的意思。
1999年1月，秦光荣调往云南，担任云南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
多位受访者认为，得不到时任湖南省委书记信任，是导致秦光荣最终被平级交流到云南任职的主要原因。
部分湘籍老板的靠山
担任两年多云南省政法委书记后，秦光荣又历任省委组织部长、常务副省长、代省长等职。2007年1月，他出任云南省省长，和时任云南省委书记白恩培搭班子。
2011年8月25日，云南省委召开全省领导干部会议，中央派员在会上宣布：秦光荣任中共云南省委书记。
至此，秦光荣的仕途达到顶峰。
他在会上表态说，他到云南工作已经12年，云南对他恩重如山，走上新的岗位，唯有更加恪尽职守、不懈努力、俯首为民，决不辜负党中央的信任，决不辜负人民的重托。
据《云南日报》报道，次日上午，秦光荣走出他在省政府办公厅16楼的办公室，逐层看望办公厅工作人员，和大家握手惜别。“我要换个地方办公了，谢谢大家多年来对我的关心支持。”
秦光荣出任省委书记不久，留给公众印象较深的还有一件事。2012年初，重庆市时任副市长王立军私自进入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滞留事件后，时任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率重庆市党政代表团去云南交流考察。当时陪同考察的正是刚履职云南省委书记不久的秦光荣。
秦光荣在努力展示出亲民一面的同时，也不时流露出傲慢的一面。
《人民日报》海外版旗下新媒体品牌“侠客岛”援引一位熟悉云南官场的人士透露：秦光荣有一次出去调研，皮鞋鞋带松了，他这时候第一反应不是蹲下去系，而是脚往前一伸，随从人员蹲下去给他系好了。
在施政方面，多位受访者称，秦光荣主政云南期间，在招商引资上下了一番功夫。但多位云南商界人士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秦光荣与在云南的许多湖南籍企业家来往密切，甚至被奉为部分湘籍企业家的靠山。
《廉政瞭望》曾透露，2003年初，全球第四大锡矿——文山都龙锡矿在改制过程中，以增资扩股形式被贱卖，一家地产公司以1900余万元控制了这个潜在价值数千亿元的矿产。“该公司董事长蒋政江，籍贯湖南永州，有一个异姓兄长在都龙锡矿改制期间任职云南省委常委”。
当时，云南政商界曾传言，“蒋政江是秦光荣同母异父的弟弟”。据赵晓云透露，蒋政江和秦光荣并非上述关系，但他的确和秦光荣的异姓哥哥蒋某某有较亲的关系。蒋政江早年曾在永州市做地产商，他追随秦光荣到云南后，先进行房地产开发，后来抓住云南矿山整治的机会，控制了大量有色金属资源。
赵晓云称，2011年7月，湖南省纪委纪检监察四室曾对蒋政江展开调查。此时恰逢云南省委班子调整的关键时刻，秦光荣闻讯备感焦虑，通过昆明另外两位湘籍老板打听情况，得知蒋政江当时只是因为永州市某电站利益争议受到一名港商举报，举报内容并没有涉及自己，他才松了一口气。
湖南、云南多位知情者告诉《中国新闻周刊》，2014年前后，蒋政江外逃加拿大。秦光荣很多问题都出在蒋政江身上。“蒋在云南涉足的很多商业项目的背后，或多或少都有秦光荣的影子”。
目前，云南方面也有消息称，蒋政江已被控制。但这一说法尚未得到证实。
多位云南商界人士称，这些年，在云南很多湖南籍企业家生意做得风生水起，湖南商会也很强势。
今年1月14日，云南网一则题为《云南省湖南商会召开新春联谊会》的新闻稿透露，云南省湖南商会成立于2007年，目前有近千家会员单位，会员企业几乎涵盖云南非公经济所有行业和领域，在滇湘两地累计投资超千亿元。
值得注意的是，2007年正是秦光荣出任云南省省长的时间。
赵晓云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在云南，湖南籍企业家多的原因有历史上的“支边”原因，也有秦光荣的“老乡效应”。
上世纪50年代末，中央让一些内地城市派出大量人员到云南等地支援当地建设(简称为“支边”)。当时，秦光荣的老家湖南零陵(今永州)就组织万余人到云南边陲的农垦区安家。如今，当年不少“支边”人员的后代依然生活在云南。
除了“支边”原因，还有就是秦光荣仕途转至云南后，很多原来在湖南的一些企业家也随之来到云南。“他们利用秦光荣的影响，在云南拓展商业版图”。
赵晓云说，秦光荣曾多次通过云南省湖南商会领导向湘籍企业家传话，一定要维护好他的形象。
“与白恩培是一丘之貉”
5月30日，曾实名举报秦光荣的云南省政协原副主席杨维骏，接受了《中国新闻周刊》采访。
杨维骏今年已经97岁高龄，住在云南省直机关小区内，秦光荣在云南工作时也曾住在该小区，两家相距不远。秦光荣担任常务副省长时，还到过杨家走访，杨维骏也曾去秦家做客。
杨维骏称，他最初接触秦光荣，感觉他比较温和，但是后来发现，他是个两面派，非常狡猾，善于伪装，“明哲保身，阴谋诡计比较多”。
2008年，杨维骏得到一个内部消息，价值5000亿、亚洲最大的铅锌矿兰坪铅锌矿，被四川老板刘汉出资10亿元控制了60%的股权。当时，国企云南冶金集团准备向银行贷款以实现对兰坪铅锌矿的控股，被时任云南省委书记白恩培拒绝。白恩培与刘汉过从甚密，两人经常一起打麻将。
同年5月13日至8月6日，正值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第二巡视组到云南省开展巡视工作，杨维骏将材料反映给巡视组。
2011年，白恩培调任全国人大任职。不久，杨维骏便找到时任省委书记秦光荣了解他举报的后续情况。“秦光荣跟我说，白恩培属于中管干部，他无权过问。”
杨维骏认为，秦光荣有意躲避关于白恩培的问题，说明他本人是明哲保身之徒。
白恩培主政云南期间提出“全域发展”的思路，杨维骏认为，这种思路无视国家对基本农田的政策，伤害了农民的根本利益。
而与白恩培相比，秦光荣则多次公开表达对保护农田的重视。秦光荣还将白恩培的“全域发展”理念改为“用地上山”。
杨维骏称，“用地上山”的方针本身没错，也符合国家政策，在中央派人来云南举行的民意测评中，这一理念也博得过好评。但是，这个政策从来没有落实到行动上，说到底，是一个虚假口号。
杨维骏指出，秦光荣提出的“古滇王国”项目，也违背他自己的“用地上山”理念，同样是侵占农田。
秦光荣主政云南期间提出了云南要搞十大旅游景点，其中排在首位的便是投资220亿元、位于昆明市晋宁区的“七彩云南·古滇王国文化旅游名城”项目(简称“古滇王国”项目)。这也被认为是秦光荣力图在云南打造的最大的政绩工程。
2012年10月26日，时任云南省委书记秦光荣、昆明市委书记张田欣、省委秘书长曹建方等出席“七彩云南·古滇王国文化旅游名城”项目奠基仪式，如今三人均已落马。图/IC
2012年该项目开工，时任云南省委书记秦光荣、昆明市委书记张田欣、省委秘书长曹建方出席了开工庆典。如今三人均已落马，不禁令人唏嘘。
杨维骏称，在修建该项目的过程中，随意侵占农田耕地，严重违反了相关法律法规。
这些农田本是晋宁农民远销北京、上海、广东及东南亚地区环保蔬菜的种植基地。2013年开始，晋宁当地多次发生村民对抗强拆的冲突事件。
在秦光荣主政云南后期，公开“炮轰”昆明城市规划，也是他留给公众的深刻印象之一。
2013年9月6日，昆明市召开城市规划建设调研座谈会，云南省四套班子及昆明各区县主要领导几乎全部出席。
秦光荣在会上痛批说，昆明“城市的管理缺乏文化视野和战略眼光”，突出表现为：在管理观念上重建设轻管理，在管理内容上重表象轻内涵，在管理途径上重人治轻法治，在管理手段上重经验轻科学，在管理效应上重近期轻长远。
一位与会者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当时听到这番话，在场所有人都目瞪口呆，鸦雀无声。“作为省委书记，他可以批评昆明。但他当过常务副省长、省长，对昆明规划有意见，应该早提。”
2014年是秦光荣在云南主政的最后一年。这一年3月至8月，短短5个月时间内，云南省原副省长沈培平、昆明市委原书记张田欣、云南省委原书记白恩培三名省部级官员相继落马。其间，云南官场也出现了官员举报潮。
2014年11月，秦光荣被调离云南，任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内务司法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因此时他还有一年才到65岁正部级退休年龄，提前卸任省委书记，曾引发舆论热议，也给外界留下诸多猜想。
离任前，秦光荣在云南省委召开的全省领导干部会议上自我评价时称，他在云南工作16年，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自觉维护党中央权威，严守党的各项纪律。“在我离任之际，我衷心感谢云南人民，衷心感谢云南的各级领导干部对我工作的支持、帮助、理解和包容，我将永远热爱云南、关心云南、支持云南。”
秦光荣赴全国人大任职后，主要居住在北京，有时会到昆明避寒避暑，有时也会回永州走走转转，这位“文人书记”也有了更多的时间舞文弄墨。
2018年5月，湖南当地媒体刊发散文《永州，一本耐人品读的书》，该文作者署名“凌粼”，这正是秦光荣的笔名。
秦光荣还是《美在永州》《九嶷山之歌》的词作者，《柳子碑廊记》也出自他手。到云南后，他又为《永远的香格里拉》《七彩云南》《云南美》等歌曲作词，宣传云南形象。
秦光荣的一位校友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秦是其母校湖南科技学院(前身为湖南师范学院零陵分院)最著名的校友。他落马前，学校以其为荣。
2007年2月21日，秦光荣回到永州时特意走访母校，还被该校聘为客座教授。
夫妻双双把案投
1996年6月，《长沙晚报》发表了一篇题为《市委书记的家风》的报道文章。
该文称“省委常委、市委书记秦光荣有普普通通的平民意识和十分简朴的家风”。文章还称，秦光荣房门上还挂着一个“谋私送礼莫入”的牌子。
秦光荣在文中说，因为他是长沙市委书记，逢年过节一些到家里来的同志，总爱带些礼物，这里面有亲戚朋友的礼尚往来，也有一些带目的而来的人。“挂块牌子把把关，不能随便接受别人的礼物。”
文章还披露了他儿子和妻子的相关情况。
“书房成了他儿子秦岭的卧室。说是卧室，其实他那18岁的儿子的床是一张70年代在零陵做的旧长沙发，那张书桌的贴面板也因脱胶而四处翘起来了。不到10平方米的书房里书倒是不少，成捆成箱的堆在一起，难怪他儿子因此常常向母亲告状，说是爸爸的书把他的寝室‘侵占’了。”
秦光荣的妻子黄玉兰也是农家子弟，毕业于湖南师大艺术系，会唱美声，还弹得一手好钢琴。黄玉兰当时是湖南省里一家公司的工会主席，每天挤公共汽车上下班。
黄玉兰自称，她这个做妻子的除了在生活上体贴照顾丈夫外，还得与丈夫一道过好五关，即廉政关、麻烦关、困难关、舆论关、服务关，支持丈夫当好老百姓的公仆。
该报道称，这些年来，秦岭在湖南师大附中念高中，也从来都是骑着自行车河东河西奔来跑去，从来没有任何优越感。“读了两三年书，一些同学才晓得他父亲是市委书记。”
秦光荣多次公开劝诫领导干部要把好“亲情关、人情关”。
2011年9月1日，时任云南省委书记的秦光荣在省委常委(扩大)会议上，告诫各级领导干部“凡是打着我的牌子和我亲戚朋友的牌子，到各地各部门办事的，即使能办的事情也一律不办”。
但事实上，秦光荣并没有把好这两关。多位受访者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他的妻子、儿子、小舅子都已经“出事”。
多个信息源称，秦光荣之子秦岭涉赖小民案。
2018年4月17日，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赖小民落马。
同年11月27日，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旗下的华融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宣布，董事局主席秦岭由于“个人原因”，已辞任董事会主席及执行董事。
多位受访者称，在上述公告之前，秦光荣之子秦岭已经被控制。
《中国经济周刊》曾援引华融内部人士信息透露，秦岭的恶劣之处，就在于赖小民“落马”后仍不收手，“里应外合搞钱”。
另有消息源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秦岭在香港被控制后，对秦光荣心理打击巨大，惶恐不安。
赵晓云说，大约在今年三四月份，在北京有湘籍干部遇到秦光荣，发现他已是白发苍苍，比之前苍老了许多。
5月9日，秦光荣主动投案的新闻刷爆朋友圈。
赵晓云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与秦光荣一起主动投案的还有其妻子黄玉兰。秦光荣开豪华商务会所的小舅子黄永明也被带走调查。
赵晓云称，黄玉兰为祁阳人，秦光荣在零陵地委工作时，就开始热衷于“提篮子”(湖南方言中“空手套白狼”之意)。到长沙后，黄玉兰的贪婪更是变本加厉。
赵晓云还援引秦光荣一位老部下的话透露，每逢重要节假日或秦的生日，秦家都是门庭若市，无论多大的红包，黄玉兰都是来者不拒。二十多年前，几万甚至几十万元的名牌包，已是黄玉兰手中的平常之物。
赵晓云称，秦光荣夫妻主动投案之前，与秦光荣交往密切的中科恒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向军等人也被中央纪委国家监委专案组带走协助调查。
多位云南政商界人士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秦光荣在云南长期身居要职，其涉及的问题或不亚于白恩培。
秦光荣投案后不久，他的故乡湖南永州已开始清除他的字迹。
来自永州的多位知情者发给《中国新闻周刊》的相关视频显示，5月28日，湖南永州市潇湘公园镌刻在花岗岩上的园名，落款“秦光荣”三字在刺耳的砂轮打磨声中化为尘埃。
“预震”和“余震”
在秦光荣主动投案前数月，已被降职的云南省委原秘书长曹建方被立案调查，引起外界诸多猜测。
2011年11月，也就是在秦光荣出任云南省委书记3个月后，曹建方出任云南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
2016年1月29日，曹建方因严重违纪，受到开除党籍处分，降为副处级非领导职务。三年后，云南省监委对曹建方严重违法问题进行立案调查。
这种“降职后又被立案调查”的处理方式极为罕见。舆论普遍认为，他在被降职期间，被发现涉秦光荣相关问题。这也被认为是秦光荣落马的“预震”。
相关通报称，曹建方身为领导干部，在党的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毫无自律意识，私欲膨胀，大肆收受他人财物，构成职务违法并涉嫌犯罪，应予严肃处理。2019年1月2日，经云南省监察委员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共云南省委批准，决定取消曹建方退休待遇；收缴其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随案移送。
秦光荣投案后，湖南、云南官场“余震”不断。
5月17日，也即秦投案一周多后，湖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向力力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而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公开履历显示，向力力是湖南人，与秦光荣有7年的工作交集。1991年，秦光荣担任湖南省零陵地委书记时，向力力任零陵辖市的冷水滩市委副书记。
赵晓云说，2017年春夏之际，秦光荣受向力力之邀，在向力力的老家南岳衡山的乡间别墅养病。“向力力的一个胞弟全程陪同，并从当地招募多位名厨，以本土最有特色的衡东土菜款待。”
2017年，向力力之子向导毕业后直接进入秦光荣之子秦岭任高管的华融投资公司任职。
5月24日，据云南省纪委监委消息：云南省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许雷涉嫌严重违纪违法，主动投案，目前正在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现年53岁的许雷是湖南岳阳人，上世纪80年代便在云南工作，从云南省第二安装工程公司的一名见习施工员做起，经过多个岗位历练后，自2009年7月起担任云南省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至今。其间，他还担任诚泰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值得注意的是，2014年11月，即秦光荣从云南省委书记位置上退休刚一个月，时任云南城投董事长、党委副书记的许雷便被云南省纪委处以党内警告处分。原因是“干部选拔任用方面，没有严格履行破格提拔推荐考察程序”。
多位知情者称，许雷在云南工作时间远远长于秦光荣，他是在秦光荣入滇后，慢慢攀附上秦，并成为秦朋友圈中重要一员。
秦光荣主动投案的效应仍在显现。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消息，5月29日，“百名红通人员”、外逃职务犯罪嫌疑人肖建明主动回国投案并积极退赃。
2012年12月，肖建明因涉嫌受贿犯罪外逃至美国。此前，他曾执掌云南锡业长达10年之久。
秦光荣主动投案后，给云南官场带来的冲击，还有待观察。
《中国新闻周刊》2019年第22期
声明：刊用《中国新闻周刊》稿件务经书面授权
2019年06月22日
资料图：云南省委原书记秦光荣。中新社发 廖攀 摄
主动投案者秦光荣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周群峰
5月9日，卸任云南省委书记四年多后，秦光荣再次回归大众视野。
这天下午，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发布消息，云南省委原书记秦光荣涉嫌严重违纪违法，主动投案，目前正在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秦光荣今年69岁，去年3月从全国人大常委会内务司法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任上退休。他也是继白恩培后，又一位落马的云南省委书记。
“农村伢子”出身的秦光荣曾是湖南政坛的一匹黑马，44岁便跻身省委常委序列，但不久遭遇低谷，后来仕途转至云南。
多位知情者透露，秦光荣刚入滇时，云南政治生态比较恶劣，各种政商关系盘根错节，他过得并不“潇洒”，甚至有些狼狈，后来才逐渐站稳脚跟。他主政云南期间，虽然想干出一番政绩，但是视野狭小，急于追求政绩，被老板“围猎”，选人用人方面也屡遭争议。其子秦岭涉华融赖小民系列案被控制后不久，他迫于压力，携妻黄玉兰同日主动投案。他也成为“正部级主动投案第一人”。
多位湖南、云南政商界知情者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其子出事，是彻底压垮秦光荣心理防线的最后一根稻草。此前已有多个事件的线索指向他，重压之下，他“别无选择”。
湖南政坛的一匹黑马
黄田铺镇位于湖南省永州市零陵区西北。据史料记载，此地原来山秃水缺，土瘦田贫，群众生活苦如黄连，当时有人在此开铺营生，故名“黄连铺”，后取“连”之谐音为“田”，改为黄田铺。
1950年12月，秦光荣生于黄田铺镇一个农民家庭。1975年8月，他从湖南衡阳师范专科学校中文系毕业后，回到老家零陵(现永州)工作，在湖南师范学院零陵分院政工科、团委工作了一年多后，因为写得一手好文章，进入湖南省零陵地委宣传部。
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召开，干部“四化”(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作为用人新方针被写进党章。而这也让秦光荣在仕途上开始步入快车道。
1983年6月，他成为共青团湖南省零陵地委书记，零陵地委委员。之后，他又历任共青团湖南省委副书记、党组副书记、省青联主席，零陵地区行署副专员、零陵地委副书记兼冷水滩市委书记、零陵地委书记等职务。
1993年6月，不足43岁的秦光荣被任命为长沙市委书记。
上世纪90年代曾多次采访过秦光荣，且与其有一定交情的湖南籍资深媒体人喻圣宏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秦光荣没有官架子，他也想做出一番政绩，但因为缺少大视野，见识有局限，很多目标脱离实际，成为空谈，甚至沦为笑柄。
比如，秦光荣当上长沙市委书记后不久，提出了把长沙建成“国际化大都市”的目标。
喻圣宏说，当时长沙城区还不及现在四分之一，河西岳麓区是一个接一个的渔场，火车站后面也是一片菜地。无论是普通市民还是上层官员，不少人都因此把建设“国际化大都市”当成一个笑话。
最终，这一目标也因缺少具体措施不了了之。
1994年12月，秦光荣跻身湖南省委常委序列。这一年他只有44岁，成为湖南政坛的一匹黑马。
喻圣宏说，秦光荣在任湖南省委常委期间，多次表现出“政治上不成熟”的一面。
1997年9月，在中共十五届一中全会上，秦光荣被选为中央候补委员。此后，长沙市委机关报《长沙晚报》在报道秦光荣的活动时，都在他的名字前加上“中共中央候补委员”。据说，这是秦光荣本人的授意，他对此头衔颇有成就感。
“我总感觉这样的头衔不对劲。从来没看到过省委书记、省长们的头衔前面还要加上‘中央委员’的。何况，十五大当选中央候补委员的湖南干部也不止秦光荣一个人。”喻圣宏说，“这样写了将近半年，后来被人诟病，才去掉了”。
在长沙市委书记任上，秦光荣用人也饱受争议。
接近湖南官场的知情者赵晓云(化名)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秦光荣曾将一名颇受争议的区委副书记提拔为书记，在当时引起不小争议。
另有多个不同信息源称，1998年1月，秦光荣支持一位他看中的人选，通过私下各种运作，让其“爆冷”当选为长沙市市长。
当时湖南省委比较器重口碑不错的时任长沙市长，组织部门也对此人比较信任，因此大家都认为时任市长会连任。但是，在秦光荣的运作下，时任长沙市委一位副书记通过非常规手段“逆袭上位”。此事在湖南政坛引起轩然大波。
赵晓云称，这次事件之后，时任湖南省委书记对秦光荣意见非常大。云南省政协原主席杨维骏也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秦光荣在长沙时，得不到时任湖南省委书记的信任。
次年10月，这位受秦光荣扶持的长沙市长干了不足两年便被免职。
值得注意的是，1998年2月至1999年1月，在长达一年的时间里，秦光荣不再担任长沙市委书记，只保留了省委常委一职，没有分管领域，成为“光杆常委”，显得颇为尴尬。在此期间，秦光荣也心灰意冷，多次流露出想离开湖南官场的意思。
1999年1月，秦光荣调往云南，担任云南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
多位受访者认为，得不到时任湖南省委书记信任，是导致秦光荣最终被平级交流到云南任职的主要原因。
部分湘籍老板的靠山
担任两年多云南省政法委书记后，秦光荣又历任省委组织部长、常务副省长、代省长等职。2007年1月，他出任云南省省长，和时任云南省委书记白恩培搭班子。
2011年8月25日，云南省委召开全省领导干部会议，中央派员在会上宣布：秦光荣任中共云南省委书记。
至此，秦光荣的仕途达到顶峰。
他在会上表态说，他到云南工作已经12年，云南对他恩重如山，走上新的岗位，唯有更加恪尽职守、不懈努力、俯首为民，决不辜负党中央的信任，决不辜负人民的重托。
据《云南日报》报道，次日上午，秦光荣走出他在省政府办公厅16楼的办公室，逐层看望办公厅工作人员，和大家握手惜别。“我要换个地方办公了，谢谢大家多年来对我的关心支持。”
秦光荣出任省委书记不久，留给公众印象较深的还有一件事。2012年初，重庆市时任副市长王立军私自进入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滞留事件后，时任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率重庆市党政代表团去云南交流考察。当时陪同考察的正是刚履职云南省委书记不久的秦光荣。
秦光荣在努力展示出亲民一面的同时，也不时流露出傲慢的一面。
《人民日报》海外版旗下新媒体品牌“侠客岛”援引一位熟悉云南官场的人士透露：秦光荣有一次出去调研，皮鞋鞋带松了，他这时候第一反应不是蹲下去系，而是脚往前一伸，随从人员蹲下去给他系好了。
在施政方面，多位受访者称，秦光荣主政云南期间，在招商引资上下了一番功夫。但多位云南商界人士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秦光荣与在云南的许多湖南籍企业家来往密切，甚至被奉为部分湘籍企业家的靠山。
《廉政瞭望》曾透露，2003年初，全球第四大锡矿——文山都龙锡矿在改制过程中，以增资扩股形式被贱卖，一家地产公司以1900余万元控制了这个潜在价值数千亿元的矿产。“该公司董事长蒋政江，籍贯湖南永州，有一个异姓兄长在都龙锡矿改制期间任职云南省委常委”。
当时，云南政商界曾传言，“蒋政江是秦光荣同母异父的弟弟”。据赵晓云透露，蒋政江和秦光荣并非上述关系，但他的确和秦光荣的异姓哥哥蒋某某有较亲的关系。蒋政江早年曾在永州市做地产商，他追随秦光荣到云南后，先进行房地产开发，后来抓住云南矿山整治的机会，控制了大量有色金属资源。
赵晓云称，2011年7月，湖南省纪委纪检监察四室曾对蒋政江展开调查。此时恰逢云南省委班子调整的关键时刻，秦光荣闻讯备感焦虑，通过昆明另外两位湘籍老板打听情况，得知蒋政江当时只是因为永州市某电站利益争议受到一名港商举报，举报内容并没有涉及自己，他才松了一口气。
湖南、云南多位知情者告诉《中国新闻周刊》，2014年前后，蒋政江外逃加拿大。秦光荣很多问题都出在蒋政江身上。“蒋在云南涉足的很多商业项目的背后，或多或少都有秦光荣的影子”。
目前，云南方面也有消息称，蒋政江已被控制。但这一说法尚未得到证实。
多位云南商界人士称，这些年，在云南很多湖南籍企业家生意做得风生水起，湖南商会也很强势。
今年1月14日，云南网一则题为《云南省湖南商会召开新春联谊会》的新闻稿透露，云南省湖南商会成立于2007年，目前有近千家会员单位，会员企业几乎涵盖云南非公经济所有行业和领域，在滇湘两地累计投资超千亿元。
值得注意的是，2007年正是秦光荣出任云南省省长的时间。
赵晓云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在云南，湖南籍企业家多的原因有历史上的“支边”原因，也有秦光荣的“老乡效应”。
上世纪50年代末，中央让一些内地城市派出大量人员到云南等地支援当地建设(简称为“支边”)。当时，秦光荣的老家湖南零陵(今永州)就组织万余人到云南边陲的农垦区安家。如今，当年不少“支边”人员的后代依然生活在云南。
除了“支边”原因，还有就是秦光荣仕途转至云南后，很多原来在湖南的一些企业家也随之来到云南。“他们利用秦光荣的影响，在云南拓展商业版图”。
赵晓云说，秦光荣曾多次通过云南省湖南商会领导向湘籍企业家传话，一定要维护好他的形象。
“与白恩培是一丘之貉”
5月30日，曾实名举报秦光荣的云南省政协原副主席杨维骏，接受了《中国新闻周刊》采访。
杨维骏今年已经97岁高龄，住在云南省直机关小区内，秦光荣在云南工作时也曾住在该小区，两家相距不远。秦光荣担任常务副省长时，还到过杨家走访，杨维骏也曾去秦家做客。
杨维骏称，他最初接触秦光荣，感觉他比较温和，但是后来发现，他是个两面派，非常狡猾，善于伪装，“明哲保身，阴谋诡计比较多”。
2008年，杨维骏得到一个内部消息，价值5000亿、亚洲最大的铅锌矿兰坪铅锌矿，被四川老板刘汉出资10亿元控制了60%的股权。当时，国企云南冶金集团准备向银行贷款以实现对兰坪铅锌矿的控股，被时任云南省委书记白恩培拒绝。白恩培与刘汉过从甚密，两人经常一起打麻将。
同年5月13日至8月6日，正值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第二巡视组到云南省开展巡视工作，杨维骏将材料反映给巡视组。
2011年，白恩培调任全国人大任职。不久，杨维骏便找到时任省委书记秦光荣了解他举报的后续情况。“秦光荣跟我说，白恩培属于中管干部，他无权过问。”
杨维骏认为，秦光荣有意躲避关于白恩培的问题，说明他本人是明哲保身之徒。
白恩培主政云南期间提出“全域发展”的思路，杨维骏认为，这种思路无视国家对基本农田的政策，伤害了农民的根本利益。
而与白恩培相比，秦光荣则多次公开表达对保护农田的重视。秦光荣还将白恩培的“全域发展”理念改为“用地上山”。
杨维骏称，“用地上山”的方针本身没错，也符合国家政策，在中央派人来云南举行的民意测评中，这一理念也博得过好评。但是，这个政策从来没有落实到行动上，说到底，是一个虚假口号。
杨维骏指出，秦光荣提出的“古滇王国”项目，也违背他自己的“用地上山”理念，同样是侵占农田。
秦光荣主政云南期间提出了云南要搞十大旅游景点，其中排在首位的便是投资220亿元、位于昆明市晋宁区的“七彩云南·古滇王国文化旅游名城”项目(简称“古滇王国”项目)。这也被认为是秦光荣力图在云南打造的最大的政绩工程。
2012年10月26日，时任云南省委书记秦光荣、昆明市委书记张田欣、省委秘书长曹建方等出席“七彩云南·古滇王国文化旅游名城”项目奠基仪式，如今三人均已落马。图/IC
2012年该项目开工，时任云南省委书记秦光荣、昆明市委书记张田欣、省委秘书长曹建方出席了开工庆典。如今三人均已落马，不禁令人唏嘘。
杨维骏称，在修建该项目的过程中，随意侵占农田耕地，严重违反了相关法律法规。
这些农田本是晋宁农民远销北京、上海、广东及东南亚地区环保蔬菜的种植基地。2013年开始，晋宁当地多次发生村民对抗强拆的冲突事件。
在秦光荣主政云南后期，公开“炮轰”昆明城市规划，也是他留给公众的深刻印象之一。
2013年9月6日，昆明市召开城市规划建设调研座谈会，云南省四套班子及昆明各区县主要领导几乎全部出席。
秦光荣在会上痛批说，昆明“城市的管理缺乏文化视野和战略眼光”，突出表现为：在管理观念上重建设轻管理，在管理内容上重表象轻内涵，在管理途径上重人治轻法治，在管理手段上重经验轻科学，在管理效应上重近期轻长远。
一位与会者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当时听到这番话，在场所有人都目瞪口呆，鸦雀无声。“作为省委书记，他可以批评昆明。但他当过常务副省长、省长，对昆明规划有意见，应该早提。”
2014年是秦光荣在云南主政的最后一年。这一年3月至8月，短短5个月时间内，云南省原副省长沈培平、昆明市委原书记张田欣、云南省委原书记白恩培三名省部级官员相继落马。其间，云南官场也出现了官员举报潮。
2014年11月，秦光荣被调离云南，任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内务司法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因此时他还有一年才到65岁正部级退休年龄，提前卸任省委书记，曾引发舆论热议，也给外界留下诸多猜想。
离任前，秦光荣在云南省委召开的全省领导干部会议上自我评价时称，他在云南工作16年，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自觉维护党中央权威，严守党的各项纪律。“在我离任之际，我衷心感谢云南人民，衷心感谢云南的各级领导干部对我工作的支持、帮助、理解和包容，我将永远热爱云南、关心云南、支持云南。”
秦光荣赴全国人大任职后，主要居住在北京，有时会到昆明避寒避暑，有时也会回永州走走转转，这位“文人书记”也有了更多的时间舞文弄墨。
2018年5月，湖南当地媒体刊发散文《永州，一本耐人品读的书》，该文作者署名“凌粼”，这正是秦光荣的笔名。
秦光荣还是《美在永州》《九嶷山之歌》的词作者，《柳子碑廊记》也出自他手。到云南后，他又为《永远的香格里拉》《七彩云南》《云南美》等歌曲作词，宣传云南形象。
秦光荣的一位校友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秦是其母校湖南科技学院(前身为湖南师范学院零陵分院)最著名的校友。他落马前，学校以其为荣。
2007年2月21日，秦光荣回到永州时特意走访母校，还被该校聘为客座教授。
夫妻双双把案投
1996年6月，《长沙晚报》发表了一篇题为《市委书记的家风》的报道文章。
该文称“省委常委、市委书记秦光荣有普普通通的平民意识和十分简朴的家风”。文章还称，秦光荣房门上还挂着一个“谋私送礼莫入”的牌子。
秦光荣在文中说，因为他是长沙市委书记，逢年过节一些到家里来的同志，总爱带些礼物，这里面有亲戚朋友的礼尚往来，也有一些带目的而来的人。“挂块牌子把把关，不能随便接受别人的礼物。”
文章还披露了他儿子和妻子的相关情况。
“书房成了他儿子秦岭的卧室。说是卧室，其实他那18岁的儿子的床是一张70年代在零陵做的旧长沙发，那张书桌的贴面板也因脱胶而四处翘起来了。不到10平方米的书房里书倒是不少，成捆成箱的堆在一起，难怪他儿子因此常常向母亲告状，说是爸爸的书把他的寝室‘侵占’了。”
秦光荣的妻子黄玉兰也是农家子弟，毕业于湖南师大艺术系，会唱美声，还弹得一手好钢琴。黄玉兰当时是湖南省里一家公司的工会主席，每天挤公共汽车上下班。
黄玉兰自称，她这个做妻子的除了在生活上体贴照顾丈夫外，还得与丈夫一道过好五关，即廉政关、麻烦关、困难关、舆论关、服务关，支持丈夫当好老百姓的公仆。
该报道称，这些年来，秦岭在湖南师大附中念高中，也从来都是骑着自行车河东河西奔来跑去，从来没有任何优越感。“读了两三年书，一些同学才晓得他父亲是市委书记。”
秦光荣多次公开劝诫领导干部要把好“亲情关、人情关”。
2011年9月1日，时任云南省委书记的秦光荣在省委常委(扩大)会议上，告诫各级领导干部“凡是打着我的牌子和我亲戚朋友的牌子，到各地各部门办事的，即使能办的事情也一律不办”。
但事实上，秦光荣并没有把好这两关。多位受访者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他的妻子、儿子、小舅子都已经“出事”。
多个信息源称，秦光荣之子秦岭涉赖小民案。
2018年4月17日，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赖小民落马。
同年11月27日，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旗下的华融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宣布，董事局主席秦岭由于“个人原因”，已辞任董事会主席及执行董事。
多位受访者称，在上述公告之前，秦光荣之子秦岭已经被控制。
《中国经济周刊》曾援引华融内部人士信息透露，秦岭的恶劣之处，就在于赖小民“落马”后仍不收手，“里应外合搞钱”。
另有消息源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秦岭在香港被控制后，对秦光荣心理打击巨大，惶恐不安。
赵晓云说，大约在今年三四月份，在北京有湘籍干部遇到秦光荣，发现他已是白发苍苍，比之前苍老了许多。
5月9日，秦光荣主动投案的新闻刷爆朋友圈。
赵晓云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与秦光荣一起主动投案的还有其妻子黄玉兰。秦光荣开豪华商务会所的小舅子黄永明也被带走调查。
赵晓云称，黄玉兰为祁阳人，秦光荣在零陵地委工作时，就开始热衷于“提篮子”(湖南方言中“空手套白狼”之意)。到长沙后，黄玉兰的贪婪更是变本加厉。
赵晓云还援引秦光荣一位老部下的话透露，每逢重要节假日或秦的生日，秦家都是门庭若市，无论多大的红包，黄玉兰都是来者不拒。二十多年前，几万甚至几十万元的名牌包，已是黄玉兰手中的平常之物。
赵晓云称，秦光荣夫妻主动投案之前，与秦光荣交往密切的中科恒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向军等人也被中央纪委国家监委专案组带走协助调查。
多位云南政商界人士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秦光荣在云南长期身居要职，其涉及的问题或不亚于白恩培。
秦光荣投案后不久，他的故乡湖南永州已开始清除他的字迹。
来自永州的多位知情者发给《中国新闻周刊》的相关视频显示，5月28日，湖南永州市潇湘公园镌刻在花岗岩上的园名，落款“秦光荣”三字在刺耳的砂轮打磨声中化为尘埃。
“预震”和“余震”
在秦光荣主动投案前数月，已被降职的云南省委原秘书长曹建方被立案调查，引起外界诸多猜测。
2011年11月，也就是在秦光荣出任云南省委书记3个月后，曹建方出任云南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
2016年1月29日，曹建方因严重违纪，受到开除党籍处分，降为副处级非领导职务。三年后，云南省监委对曹建方严重违法问题进行立案调查。
这种“降职后又被立案调查”的处理方式极为罕见。舆论普遍认为，他在被降职期间，被发现涉秦光荣相关问题。这也被认为是秦光荣落马的“预震”。
相关通报称，曹建方身为领导干部，在党的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毫无自律意识，私欲膨胀，大肆收受他人财物，构成职务违法并涉嫌犯罪，应予严肃处理。2019年1月2日，经云南省监察委员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共云南省委批准，决定取消曹建方退休待遇；收缴其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随案移送。
秦光荣投案后，湖南、云南官场“余震”不断。
5月17日，也即秦投案一周多后，湖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向力力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而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公开履历显示，向力力是湖南人，与秦光荣有7年的工作交集。1991年，秦光荣担任湖南省零陵地委书记时，向力力任零陵辖市的冷水滩市委副书记。
赵晓云说，2017年春夏之际，秦光荣受向力力之邀，在向力力的老家南岳衡山的乡间别墅养病。“向力力的一个胞弟全程陪同，并从当地招募多位名厨，以本土最有特色的衡东土菜款待。”
2017年，向力力之子向导毕业后直接进入秦光荣之子秦岭任高管的华融投资公司任职。
5月24日，据云南省纪委监委消息：云南省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许雷涉嫌严重违纪违法，主动投案，目前正在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现年53岁的许雷是湖南岳阳人，上世纪80年代便在云南工作，从云南省第二安装工程公司的一名见习施工员做起，经过多个岗位历练后，自2009年7月起担任云南省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至今。其间，他还担任诚泰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值得注意的是，2014年11月，即秦光荣从云南省委书记位置上退休刚一个月，时任云南城投董事长、党委副书记的许雷便被云南省纪委处以党内警告处分。原因是“干部选拔任用方面，没有严格履行破格提拔推荐考察程序”。
多位知情者称，许雷在云南工作时间远远长于秦光荣，他是在秦光荣入滇后，慢慢攀附上秦，并成为秦朋友圈中重要一员。
秦光荣主动投案的效应仍在显现。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消息，5月29日，“百名红通人员”、外逃职务犯罪嫌疑人肖建明主动回国投案并积极退赃。
2012年12月，肖建明因涉嫌受贿犯罪外逃至美国。此前，他曾执掌云南锡业长达10年之久。
秦光荣主动投案后，给云南官场带来的冲击，还有待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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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五晤金正恩：力推中朝关系 助解半岛之困
2019年06月21日
(近观中国)习近平五晤金正恩：力推中朝关系 助解半岛之困
中新社北京6月21日电 题：习近平五晤金正恩：力推中朝关系助解半岛之困
中新社记者 马学玲
20日，朝鲜平壤，大幅标语高高悬挂，迎接中国贵宾。这是中国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时隔14年再次访问朝鲜，也是中共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首次访问朝鲜。
在此之前，2008年6月，时任中国国家副主席的习近平到中央工作以后首次出访的第一站就是朝鲜。朝鲜劳动党委员长、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的首次出访则是选择了中国。从2018年3月到今年1月，习近平和金正恩已四次会晤。
6月20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平壤，开始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朝鲜劳动党委员长、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雪主到机场热情迎接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朝方在机场举行隆重欢迎仪式。 新华社记者 刘卫兵 摄 图片来源：新华网
续写中朝友谊新篇
“我今天从下飞机到抵达住处，所到之处无不感受到中朝一家亲的浓厚氛围。”20日，习近平与金正恩会谈时说。
“鲜血凝成的朝中两国人民之间牢不可破的友谊团结万岁”……一如平壤这幅标语所写，此访中的诸多安排，体现着中朝之间的深厚友谊。
习近平抵达平壤时，近万名群众挥动花束列队欢迎。金正恩和夫人李雪主到机场迎接；
习近平乘车前往锦绣山迎宾馆时，沿途数十万群众挥舞中朝两国国旗和五彩缤纷的鲜花，高呼中朝友谊万岁等口号，夹道欢迎。据知，当天平壤有25万多民众涌上街头，欢迎习近平的到来；
习近平成为首个在锦绣山太阳宫广场接受致敬的外国领导人；
在平壤“五一”体育场，为习近平此访专门精心创作的演出，数万名朝鲜演员参加表演，朝鲜三大乐团首次同台献艺；
……
金正恩在会谈中说，世代传承朝中友谊是朝鲜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立场。
“我这次是为巩固传承中朝友谊而来”，习近平用“三个符合”诠释中朝友谊——我们坚信，中朝友谊符合两国人民心愿，符合两国根本利益，符合时代发展潮流，也是双方着眼长远大局作出的战略选择，不会因国际风云变幻而动摇。
观察几次会晤，无论日程安排还是会谈内容，友谊传承都是“必选项”。
正如习近平在金正恩首访中国时所言，中朝几代领导人一直保持着密切交往，像走亲戚一样常来常往。
“我们有伟大的友谊，我们有共同的理想，把我们团结得无比坚强。”习近平在此次访朝前署名文章中援引《中朝友谊之歌》写道：我坚信，中朝友谊这棵参天大树一定会枝繁叶茂、万古长青。
资料图：2018年5月7日至8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朝鲜劳动党委员长、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在大连举行会晤。 新华社记者 谢环驰 摄 图片来源：新华网
五次会晤：中朝关系进入新的历史时期
“当前，中朝关系已经进入新的历史时期。”此访中，习近平如此定义两国关系。
一年多时间里，习近平、金正恩五次会晤，不断为中朝关系注入新动力。
2018年3月，金正恩首次访问中国，习近平从战略高度提出四点主张：一是继续发挥高层交往的引领作用，二是充分用好战略沟通的传统法宝，三是积极促进和平发展，四是夯实中朝友好的民意基础。
2018年5月，在大连会晤时，习近平强调，中朝同为社会主义国家，双边关系具有重大战略意义，要加强团结合作、交流互鉴。
2018年6月，习近平与来访的金正恩会谈时，用三个“不会变”表明中国态度。即：无论国际和地区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党和政府致力于巩固发展中朝关系的坚定立场不会变，中国人民对朝鲜人民的友好情谊不会变，中国对社会主义朝鲜的支持不会变。
2019年新年伊始、两国迎来建交70周年之际，金正恩再次访华。习近平在与其会谈时强调，今年是中朝建交70周年，对中朝关系发展具有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重要意义。
今次访朝，习近平为中朝关系划定坐标：坚持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是中朝关系的本质属性；共同的理想信念和奋斗目标是中朝关系的前进动力；最高领导人的友谊传承和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地缘相亲和文缘相通是中朝关系的牢固纽带。
“我完全同意总书记同志对朝中关系的精辟分析和展望规划。”金正恩表示，愿以习近平这次访朝为契机，“把朝中关系不断提升至新的高度。”
资料图：2018年3月25日至28日，应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朝鲜劳动党委员长、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对中国进行非正式访问。这是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同金正恩举行会谈。新华社记者 姚大伟 摄 图片来源：新华网
关键的中国角色：助解半岛之困
一直以来，在朝鲜半岛问题上，中国扮演着关键角色。鉴于此，半岛形势亦成为习近平与金正恩历次会晤的重要话题。
2018年3月，金正恩首访中国的一大背景就是，朝鲜半岛形势开始向好发展。金正恩当时表示，“我们希望同中方加强战略沟通，共同维护协商对话势头和半岛和平稳定。”
习近平对朝方作出的努力表示赞赏，他说，中方愿在半岛问题上继续发挥建设性作用，同包括朝方在内的各方一道努力，共同推动半岛形势走向缓和。
首次会晤40多天后，在朝鲜半岛局势深刻复杂演变的关键时刻，金正恩再次赴华。在两位领导人于大连的会晤中，习近平表示，中方支持朝方坚持半岛无核化，支持朝美对话协商解决半岛问题。
在第三、四次会晤中，习近平肯定朝方努力的同时，表示“希望朝美双方落实好首脑会晤成果”“希望朝美相向而行”，并强调，中方将一如既往发挥建设性作用。此次访朝中，习近平亦指出，国际社会普遍希望朝美谈下去并谈出成果。
“中方愿为朝方解决自身合理安全和发展关切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愿同朝方及有关各方加强协调和配合，为实现半岛无核化和地区长治久安发挥积极建设性作用。”这次访朝，习近平还强调，政治解决半岛问题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要继续高举和平对话旗帜。
对于中国的作用，在两位领导人本次平壤会晤中，金正恩再次表示，朝方高度评价中方在半岛问题解决过程中发挥的重要作用，愿继续同中方加强沟通和协调，努力推动半岛问题政治解决取得新进展，维护半岛和平与稳定。(完)
2019年06月21日
(近观中国)习近平五晤金正恩：力推中朝关系 助解半岛之困
中新社北京6月21日电 题：习近平五晤金正恩：力推中朝关系助解半岛之困
中新社记者 马学玲
20日，朝鲜平壤，大幅标语高高悬挂，迎接中国贵宾。这是中国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时隔14年再次访问朝鲜，也是中共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首次访问朝鲜。
在此之前，2008年6月，时任中国国家副主席的习近平到中央工作以后首次出访的第一站就是朝鲜。朝鲜劳动党委员长、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的首次出访则是选择了中国。从2018年3月到今年1月，习近平和金正恩已四次会晤。
6月20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平壤，开始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朝鲜劳动党委员长、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雪主到机场热情迎接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朝方在机场举行隆重欢迎仪式。 新华社记者 刘卫兵 摄 图片来源：新华网
续写中朝友谊新篇
“我今天从下飞机到抵达住处，所到之处无不感受到中朝一家亲的浓厚氛围。”20日，习近平与金正恩会谈时说。
“鲜血凝成的朝中两国人民之间牢不可破的友谊团结万岁”……一如平壤这幅标语所写，此访中的诸多安排，体现着中朝之间的深厚友谊。
习近平抵达平壤时，近万名群众挥动花束列队欢迎。金正恩和夫人李雪主到机场迎接；
习近平乘车前往锦绣山迎宾馆时，沿途数十万群众挥舞中朝两国国旗和五彩缤纷的鲜花，高呼中朝友谊万岁等口号，夹道欢迎。据知，当天平壤有25万多民众涌上街头，欢迎习近平的到来；
习近平成为首个在锦绣山太阳宫广场接受致敬的外国领导人；
在平壤“五一”体育场，为习近平此访专门精心创作的演出，数万名朝鲜演员参加表演，朝鲜三大乐团首次同台献艺；
……
金正恩在会谈中说，世代传承朝中友谊是朝鲜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立场。
“我这次是为巩固传承中朝友谊而来”，习近平用“三个符合”诠释中朝友谊——我们坚信，中朝友谊符合两国人民心愿，符合两国根本利益，符合时代发展潮流，也是双方着眼长远大局作出的战略选择，不会因国际风云变幻而动摇。
观察几次会晤，无论日程安排还是会谈内容，友谊传承都是“必选项”。
正如习近平在金正恩首访中国时所言，中朝几代领导人一直保持着密切交往，像走亲戚一样常来常往。
“我们有伟大的友谊，我们有共同的理想，把我们团结得无比坚强。”习近平在此次访朝前署名文章中援引《中朝友谊之歌》写道：我坚信，中朝友谊这棵参天大树一定会枝繁叶茂、万古长青。
资料图：2018年5月7日至8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朝鲜劳动党委员长、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在大连举行会晤。 新华社记者 谢环驰 摄 图片来源：新华网
五次会晤：中朝关系进入新的历史时期
“当前，中朝关系已经进入新的历史时期。”此访中，习近平如此定义两国关系。
一年多时间里，习近平、金正恩五次会晤，不断为中朝关系注入新动力。
2018年3月，金正恩首次访问中国，习近平从战略高度提出四点主张：一是继续发挥高层交往的引领作用，二是充分用好战略沟通的传统法宝，三是积极促进和平发展，四是夯实中朝友好的民意基础。
2018年5月，在大连会晤时，习近平强调，中朝同为社会主义国家，双边关系具有重大战略意义，要加强团结合作、交流互鉴。
2018年6月，习近平与来访的金正恩会谈时，用三个“不会变”表明中国态度。即：无论国际和地区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党和政府致力于巩固发展中朝关系的坚定立场不会变，中国人民对朝鲜人民的友好情谊不会变，中国对社会主义朝鲜的支持不会变。
2019年新年伊始、两国迎来建交70周年之际，金正恩再次访华。习近平在与其会谈时强调，今年是中朝建交70周年，对中朝关系发展具有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重要意义。
今次访朝，习近平为中朝关系划定坐标：坚持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是中朝关系的本质属性；共同的理想信念和奋斗目标是中朝关系的前进动力；最高领导人的友谊传承和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地缘相亲和文缘相通是中朝关系的牢固纽带。
“我完全同意总书记同志对朝中关系的精辟分析和展望规划。”金正恩表示，愿以习近平这次访朝为契机，“把朝中关系不断提升至新的高度。”
资料图：2018年3月25日至28日，应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朝鲜劳动党委员长、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对中国进行非正式访问。这是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同金正恩举行会谈。新华社记者 姚大伟 摄 图片来源：新华网
关键的中国角色：助解半岛之困
一直以来，在朝鲜半岛问题上，中国扮演着关键角色。鉴于此，半岛形势亦成为习近平与金正恩历次会晤的重要话题。
2018年3月，金正恩首访中国的一大背景就是，朝鲜半岛形势开始向好发展。金正恩当时表示，“我们希望同中方加强战略沟通，共同维护协商对话势头和半岛和平稳定。”
习近平对朝方作出的努力表示赞赏，他说，中方愿在半岛问题上继续发挥建设性作用，同包括朝方在内的各方一道努力，共同推动半岛形势走向缓和。
首次会晤40多天后，在朝鲜半岛局势深刻复杂演变的关键时刻，金正恩再次赴华。在两位领导人于大连的会晤中，习近平表示，中方支持朝方坚持半岛无核化，支持朝美对话协商解决半岛问题。
在第三、四次会晤中，习近平肯定朝方努力的同时，表示“希望朝美双方落实好首脑会晤成果”“希望朝美相向而行”，并强调，中方将一如既往发挥建设性作用。此次访朝中，习近平亦指出，国际社会普遍希望朝美谈下去并谈出成果。
“中方愿为朝方解决自身合理安全和发展关切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愿同朝方及有关各方加强协调和配合，为实现半岛无核化和地区长治久安发挥积极建设性作用。”这次访朝，习近平还强调，政治解决半岛问题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要继续高举和平对话旗帜。
对于中国的作用，在两位领导人本次平壤会晤中，金正恩再次表示，朝方高度评价中方在半岛问题解决过程中发挥的重要作用，愿继续同中方加强沟通和协调，努力推动半岛问题政治解决取得新进展，维护半岛和平与稳定。(完)
无人机被击落后美国差点打伊朗 是战是和考验特朗普！
2019年06月22日
6月22日电 综合报道，伊朗日前击落美军无人侦察机，两国战事一触即发之际，总统特朗普在授权美军进行军事打击后突然撤销了命令，引来一片哗然。美国对伊朗政策接下来该何去何从？继续极限施压还是果断军事打击？是战是和？考验着特朗普。美媒表示，未来的几小时和几天可能是关键和动荡的。
资料图：特朗普。
特朗普：原本要打 最后一刻叫停了
海湾局势“千钧一发”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伊朗击落美国无人机的态度出现转弯，从准备袭击回应到突然撤销命令，外界一片哗然。
当地时间21日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已经“完全准备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但他在行动开始前10分钟决定取消该行动。
特朗普表示，他询问此次袭击会导致多少人死亡，一位将军回答会有150人。他表示，这与击落无人机“不成比例”，在实施打击前10分钟，他叫停了这一行动。
据报道，伊朗20日击落美国无人机后，特朗普于20日傍晚与幕僚、官员及国会领袖，于白宫战情室商讨对策，与会者包括国务卿蓬佩奥、国家安全顾问博尔顿、中央情报局(CIA)局长哈斯佩尔、署理国防部长沙纳汉等。会上各方争持激烈，其中蓬佩奥、博尔顿和哈斯佩尔均主张采取军事行动。批评人士指责正是蓬佩奥和博尔顿这两人通过对特朗普的建议制造了这场危机。
不过，特朗普最终于当地时间20日晚7时半左右取消行动，当时军方及外交官员已几乎准备就绪，战机已从基地起飞，战舰也就位准备攻击，只待特朗普一声令下便能发射武器，但最终没有实施。
尽管特朗普临时取消了军事打击行动，但仍采取了其他手段的报复行为。特朗普表示，对伊朗的经济制裁是有效手段，已经重创伊朗经济，之后将继续加大对伊朗制裁力度。
特朗普宣称临时取消对伊朗军事打击之际，伊朗也公开了他们击落无人机的细节，值得注意的是，伊朗也表示，对于侵犯伊朗领空的与无人机一起的载人巡逻机，他们本可以一块击落，但他们保持克制，并没有这样做。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空军指挥官阿米尔·阿里·哈吉扎德表示，与被击落的无人机一同飞行的，还有一架载有35人的美国P8巡逻机，也侵犯了伊朗的领空。他表示，“我们本可以击落它，但我们没有。”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援引美国军方消息称，当日确实有一架P-8海上巡逻机在被击落的无人机旁边执行行动，当时机上有9名机组人员。
21日，伊朗外交部发言人穆萨维表示，他的国家“将以外交应对外交，以尊重应对尊重，以果断防御应对战争”。
通过伊朗公布的击落美国无人机的细节，可以了解到，美国无人机是在北纬25度59分43秒、东经57度2分25秒的伊朗水域，遭锁定并被击落。伊朗已在境内水域，成功打捞无人机部分残骸，会向联合国提交证据，证明美方确实曾入侵伊朗领空。伊朗革命卫队称，伊朗击落无人机前，曾最少两次警告美方。
据悉，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0日早些时候发表声明，宣布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击落一架进入伊朗领空的美制RQ-4“全球鹰”无人机。美方随后证实无人机被击落，但称无人机当时位于国际空域。
美伊关系尴尬了 是战是和考验特朗普
美伊紧张局势近期升温，进入全面对峙，现在，伊朗击落无人机和美国取消军事打击伊朗，让外界担心美伊战争“一触即发”，美国对伊朗政策接下来该何去何从？继续极限施压还是果断军事打击？是战是和考验着特朗普。
分析称，特朗普在退出伊朗核协议后，持续对伊朗施压，却导致中东局势升级，不少专家估计，特朗普的施压之路已经无法回头，预料伊朗的行动将渐趋激烈，此次美军只差一步便空袭伊朗，正是对特朗普三军统帅身份的一个重大考验。
智库“美国保卫民主基金会”高级研究员塔利布表示，伊朗相信美国只会通过制裁施压，不会真的使出其他手段，所以除非有诱因促使伊朗放缓行动，否则德黑兰的行动只会继续升级，令华府付出愈来愈高的代价，迫使美方撤销制裁。
《纽约时报》则分析称，现在的局面从去年特朗普宣布退出伊朗核协议起便已注定，警告当伊朗经济进一步转差，德黑兰便可能孤注一掷，特朗普届时将面临开战与否的艰难抉择，随时成为特朗普施政的转折点。
CNN最新分析称，特朗普叫停了准备对伊朗发动报复性打击的美国军队，从而让对峙局势从危险升级的边缘退了回来，特朗普此举忠于自己——以及他避免被卷入新的中东战火的愿望——这是他政治信仰的核心原则，也是他在2020年11月赢得连任计划的核心。
CNN指出，特朗普作为总司令的表现引发了一系列质疑。特朗普未能对伊朗局势升级做出恰当回应，将使人们越来越觉得，特朗普的“炮火与怒火”言论和铁腕人物形象很少转化为行动。
然而，没有迹象表明，此次特朗普取消军事打击的让步将为美伊危机取得突破铺平道路，也没有迹象表明特朗普已经找到了一条退路，更没有迹象表明伊朗将把它解读为与美国开启对话的动力。
分析称，在华盛顿密切关注总统的下一步行动之际，媒体对他叫停美国袭击的报道可能会影响他未来的决策，而这很可能是至关重要的，这意味着未来的几小时和几天可能是关键和动荡的。
2019年06月22日
6月22日电 综合报道，伊朗日前击落美军无人侦察机，两国战事一触即发之际，总统特朗普在授权美军进行军事打击后突然撤销了命令，引来一片哗然。美国对伊朗政策接下来该何去何从？继续极限施压还是果断军事打击？是战是和？考验着特朗普。美媒表示，未来的几小时和几天可能是关键和动荡的。
资料图：特朗普。
特朗普：原本要打 最后一刻叫停了
海湾局势“千钧一发”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伊朗击落美国无人机的态度出现转弯，从准备袭击回应到突然撤销命令，外界一片哗然。
当地时间21日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已经“完全准备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但他在行动开始前10分钟决定取消该行动。
特朗普表示，他询问此次袭击会导致多少人死亡，一位将军回答会有150人。他表示，这与击落无人机“不成比例”，在实施打击前10分钟，他叫停了这一行动。
据报道，伊朗20日击落美国无人机后，特朗普于20日傍晚与幕僚、官员及国会领袖，于白宫战情室商讨对策，与会者包括国务卿蓬佩奥、国家安全顾问博尔顿、中央情报局(CIA)局长哈斯佩尔、署理国防部长沙纳汉等。会上各方争持激烈，其中蓬佩奥、博尔顿和哈斯佩尔均主张采取军事行动。批评人士指责正是蓬佩奥和博尔顿这两人通过对特朗普的建议制造了这场危机。
不过，特朗普最终于当地时间20日晚7时半左右取消行动，当时军方及外交官员已几乎准备就绪，战机已从基地起飞，战舰也就位准备攻击，只待特朗普一声令下便能发射武器，但最终没有实施。
尽管特朗普临时取消了军事打击行动，但仍采取了其他手段的报复行为。特朗普表示，对伊朗的经济制裁是有效手段，已经重创伊朗经济，之后将继续加大对伊朗制裁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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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时间6月21日，伊朗德黑兰，伊朗革命卫队将本周四(20日)被击落的美国无人机碎片进行展示。
特朗普宣称临时取消对伊朗军事打击之际，伊朗也公开了他们击落无人机的细节，值得注意的是，伊朗也表示，对于侵犯伊朗领空的与无人机一起的载人巡逻机，他们本可以一块击落，但他们保持克制，并没有这样做。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空军指挥官阿米尔·阿里·哈吉扎德表示，与被击落的无人机一同飞行的，还有一架载有35人的美国P8巡逻机，也侵犯了伊朗的领空。他表示，“我们本可以击落它，但我们没有。”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援引美国军方消息称，当日确实有一架P-8海上巡逻机在被击落的无人机旁边执行行动，当时机上有9名机组人员。
21日，伊朗外交部发言人穆萨维表示，他的国家“将以外交应对外交，以尊重应对尊重，以果断防御应对战争”。
通过伊朗公布的击落美国无人机的细节，可以了解到，美国无人机是在北纬25度59分43秒、东经57度2分25秒的伊朗水域，遭锁定并被击落。伊朗已在境内水域，成功打捞无人机部分残骸，会向联合国提交证据，证明美方确实曾入侵伊朗领空。伊朗革命卫队称，伊朗击落无人机前，曾最少两次警告美方。
据悉，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0日早些时候发表声明，宣布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击落一架进入伊朗领空的美制RQ-4“全球鹰”无人机。美方随后证实无人机被击落，但称无人机当时位于国际空域。
美伊关系尴尬了 是战是和考验特朗普
美伊紧张局势近期升温，进入全面对峙，现在，伊朗击落无人机和美国取消军事打击伊朗，让外界担心美伊战争“一触即发”，美国对伊朗政策接下来该何去何从？继续极限施压还是果断军事打击？是战是和考验着特朗普。
分析称，特朗普在退出伊朗核协议后，持续对伊朗施压，却导致中东局势升级，不少专家估计，特朗普的施压之路已经无法回头，预料伊朗的行动将渐趋激烈，此次美军只差一步便空袭伊朗，正是对特朗普三军统帅身份的一个重大考验。
智库“美国保卫民主基金会”高级研究员塔利布表示，伊朗相信美国只会通过制裁施压，不会真的使出其他手段，所以除非有诱因促使伊朗放缓行动，否则德黑兰的行动只会继续升级，令华府付出愈来愈高的代价，迫使美方撤销制裁。
《纽约时报》则分析称，现在的局面从去年特朗普宣布退出伊朗核协议起便已注定，警告当伊朗经济进一步转差，德黑兰便可能孤注一掷，特朗普届时将面临开战与否的艰难抉择，随时成为特朗普施政的转折点。
CNN最新分析称，特朗普叫停了准备对伊朗发动报复性打击的美国军队，从而让对峙局势从危险升级的边缘退了回来，特朗普此举忠于自己——以及他避免被卷入新的中东战火的愿望——这是他政治信仰的核心原则，也是他在2020年11月赢得连任计划的核心。
CNN指出，特朗普作为总司令的表现引发了一系列质疑。特朗普未能对伊朗局势升级做出恰当回应，将使人们越来越觉得，特朗普的“炮火与怒火”言论和铁腕人物形象很少转化为行动。
然而，没有迹象表明，此次特朗普取消军事打击的让步将为美伊危机取得突破铺平道路，也没有迹象表明特朗普已经找到了一条退路，更没有迹象表明伊朗将把它解读为与美国开启对话的动力。
分析称，在华盛顿密切关注总统的下一步行动之际，媒体对他叫停美国袭击的报道可能会影响他未来的决策，而这很可能是至关重要的，这意味着未来的几小时和几天可能是关键和动荡的。
一丘之貉
屠呦呦团队“大招”背后，有一个会美容的将军
2019年06月21日
中新网客户端北京6月21日电 题：屠呦呦团队“大招”背后，有一个会美容的将军
作者 宋宇晟
几天前，屠呦呦团队放“大招”了，青蒿素又一次在网上刷屏。
据媒体报道，屠呦呦及其团队经过多年攻坚，提出了应对“青蒿素抗药性”难题的切实可行治疗方案，并在“青蒿素治疗红斑狼疮等适应症”“传统中医药科研论著走出去”等方面取得新进展。
青蒿在中国的应用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而将青蒿用于治疗疟疾则始于东晋葛洪的《肘后备急方》。
“青蒿一握，以水二升渍，绞取汁，尽服之。”
在青蒿提取物实验药效不稳定的情况下，正是这句出自葛洪对青蒿截疟的记载，给了屠呦呦与她的同事们新的研究思路，最终于1972年发现青蒿素。
制图：张舰元
葛洪是谁？
又丑又穷但很自信
“性钝口讷，形貌丑陋。”这是葛洪在书中对自己的描述。
除此之外，葛洪还在书中列举了自己的诸多缺点，包括性格孤僻、不愿与人交往，身体不好、“居疾少健”，以及穷。
穷到什么程度呢？葛洪自己形容，“衣不避寒，室不免漏，食不充量，名不出户”。简而言之，就是吃不饱、穿不暖，住在破屋子里，别人也不愿意和我交往。
一个相关的细节是，葛洪十几岁时父亲去世，家道中落。他不得不一边干农活，一边利用农闲时间读书，甚至是用砍柴换来的钱，去买纸笔。
按理说，一般人都不会在自己的书中把自己写得又丑又穷。可葛洪不仅这么做了，还说大家都把他叫做“抱朴之士”，甚至也自称“抱朴子”。
“抱朴”二字源见于《老子》。其中，“朴”指平真、自然、不加任何修饰的原始。“抱朴”即保守本真，怀抱纯朴，不受自然和社会因素干扰的意思。
用今天的眼光来看，葛洪简直有一种“迷之自信”。
制图：张舰元
带兵打仗、手射敌兵的将军
不过这样的自信并非无来由，葛洪的确有这样的资本。
虽然葛洪今天因为青蒿素的缘故，常以一个医药学家的身份出现，但其实他最初的身份是个带兵打仗的将军。
葛洪生活的年代正好经历西晋历史大动乱的时期。大概在他20岁前后，西晋皇族内乱已演变成一场战争。
晋惠帝太安二年(公元303年)，张昌反于安陆，陷江南诸郡，其别帅石冰寇扬州。
这一年，21岁的葛洪已经受召带兵平乱，对抗石冰。
葛洪确实有将才。他在书中记录了这样一个故事：攻破石冰当日，城内遍地珍宝，同行的其他军队都放任士兵拾取财物，唯独葛洪命令士兵保持戒备。结果数百敌军伏兵杀出，其余部队士兵死伤惨重，只有葛洪率领的部队没有损失，甚至还斩首了敌军一个小头目。
也是因为这次作战有功，葛洪被封为“伏波将军”。
不过战场上没有常胜将军，葛洪也没少遇到危险。他后来回忆自己的军旅历程，还加上了这样一个细节——自己曾被敌军骑兵追击，危急时刻射杀两人一马，才得以脱险。
制图：张舰元
东晋的美容方剂
次年，石冰事件平息，葛洪不愿争功邀赏，辞官北上。
这以后，他将相当大部分精力放在了修道、炼丹以及对医学、药学的研究上。
在医药研究方面，除因青蒿素而为人熟知的《肘后备急方》，他还著有《肘后救卒方》《玉函方》等作。这些书中涉及诸多当时的医学养生资料。
值得一提的是，虽然葛洪自认“形貌丑陋”，但在他的医学著述中，却有不少内容被今天的研究者归入“美容方剂”。
在《肘后备急方》“外发病” 一卷中 ，载有手足皲裂、浸淫疮(湿疹)、白癜风、粉刺、䵟黯(黄褐斑)、狐臭、口气臭等病症治疗方法。
其中，第五十六篇为“治面疱䵟黑发秃身臭方”，有研究者认为这便是这部书中的“美容专篇”。
制图：张舰元
篇中集中了治粉刺、酒渣鼻、䵟黯、黑痣、脱发、体气的方药，如“治年少气充，面生疱疮方”“去黑痣方”“治面多䵟黯，或似雀卵色者方”等。
同时，该篇中还刊载了很多美容妆饰方，如“服药取白 方”“治人面无光润、黑䵟及皱，常傅面脂方”“治人面体黑，肤色粗陋，面血浊皮厚，容状丑恶方”“令人体香方”“染发须白令黑方”等。
这些方剂已不着眼于治病，而是着眼于美容。不过需要说明的是，这毕竟是东晋的美容方法，以今天的科技水平衡量，其中一些外用药或“化妆品”用铅、汞过量。
“我命在我不在天”
魏晋时期，玄学盛行。当时的名士之间，纵酒、服散等行为颇为流行。葛洪也不例外，只是他走向了另一个方向。
在今天可见的材料中，葛洪笃信神仙道教，他认为可以靠自身努力修炼成仙。
事实上，他关于医学、药学、化学等方面的探索，也均源出于这种思想。
从这个角度而言，相对于同时代的其他魏晋名士，葛洪的这种想法，还算是积极的。
他在《抱朴子》中明确提出，“我命在我不在天”，即是强调个人的生命，能由自我决定，不由天地掌握。
因此，葛洪在自己的著述中也用了大量篇幅讲如何修仙。
制图：张舰元
今天我们看起来，《抱朴子》中不乏奇闻异事。
例如，葛洪在《抱朴子·内篇》中记载，汉成帝时有猎人在终南山中发现一个“身生黑毛”的妇人。此人自称本是秦代宫人，因秦末战乱逃入山中，有一老翁教她吃松叶松实，当时苦涩，但吃过后不饥不渴，而且冬天不觉得冷，夏天也不觉得热。
自秦末到汉成帝时，已经历二百余年。这名二百多岁的妇人被发现后回归人世，便不再吃松叶松实，结果身毛脱落，“转老而死”。
显然，这样的故事在今天看来是完全不可信的。而在葛洪的书中，这样的故事成了“修仙”的反面案例。
今天看起来不可思议的故事，其实与葛洪的经历密切相关。
自葛洪青年时起，就饱尝世道艰辛。长生不老、羽化登仙，很自然地成为当时士人的一种追求。
但这样的追求终究不可得。晚年的葛洪隐居山中，专注于求仙炼丹。而对于葛洪的去世时间，后世史家有不同说法。
不过其中一个故事颇耐人寻味。葛洪发出信件，说自己想远行寻师，定期即行。当日正午便如安睡般去世。(完)
参考资料：
1 [晋]葛洪：《抱朴子》，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
2 [唐]房玄龄：《晋书》，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版。
3 丁宏武：《葛洪年表》，《宗教学研究》2011年第1期。
4 袁济喜、杨康：《从葛洪<抱朴子>看魏晋士人的个体价值观》，《中国高校社会科学》 2016年第3期。
5 黄霏莉：《葛洪的美学思想及其对中医美容学的贡献》，《中华医学美容杂志》1998年01期。
6 [美]康儒博 著、顾漩 译：《修仙：古代中国的修仙与社会记忆》，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
2019年06月21日
中新网客户端北京6月21日电 题：屠呦呦团队“大招”背后，有一个会美容的将军
作者 宋宇晟
几天前，屠呦呦团队放“大招”了，青蒿素又一次在网上刷屏。
据媒体报道，屠呦呦及其团队经过多年攻坚，提出了应对“青蒿素抗药性”难题的切实可行治疗方案，并在“青蒿素治疗红斑狼疮等适应症”“传统中医药科研论著走出去”等方面取得新进展。
青蒿在中国的应用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而将青蒿用于治疗疟疾则始于东晋葛洪的《肘后备急方》。
“青蒿一握，以水二升渍，绞取汁，尽服之。”
在青蒿提取物实验药效不稳定的情况下，正是这句出自葛洪对青蒿截疟的记载，给了屠呦呦与她的同事们新的研究思路，最终于1972年发现青蒿素。
制图：张舰元
葛洪是谁？
又丑又穷但很自信
“性钝口讷，形貌丑陋。”这是葛洪在书中对自己的描述。
除此之外，葛洪还在书中列举了自己的诸多缺点，包括性格孤僻、不愿与人交往，身体不好、“居疾少健”，以及穷。
穷到什么程度呢？葛洪自己形容，“衣不避寒，室不免漏，食不充量，名不出户”。简而言之，就是吃不饱、穿不暖，住在破屋子里，别人也不愿意和我交往。
一个相关的细节是，葛洪十几岁时父亲去世，家道中落。他不得不一边干农活，一边利用农闲时间读书，甚至是用砍柴换来的钱，去买纸笔。
按理说，一般人都不会在自己的书中把自己写得又丑又穷。可葛洪不仅这么做了，还说大家都把他叫做“抱朴之士”，甚至也自称“抱朴子”。
“抱朴”二字源见于《老子》。其中，“朴”指平真、自然、不加任何修饰的原始。“抱朴”即保守本真，怀抱纯朴，不受自然和社会因素干扰的意思。
用今天的眼光来看，葛洪简直有一种“迷之自信”。
制图：张舰元
带兵打仗、手射敌兵的将军
不过这样的自信并非无来由，葛洪的确有这样的资本。
虽然葛洪今天因为青蒿素的缘故，常以一个医药学家的身份出现，但其实他最初的身份是个带兵打仗的将军。
葛洪生活的年代正好经历西晋历史大动乱的时期。大概在他20岁前后，西晋皇族内乱已演变成一场战争。
晋惠帝太安二年(公元303年)，张昌反于安陆，陷江南诸郡，其别帅石冰寇扬州。
这一年，21岁的葛洪已经受召带兵平乱，对抗石冰。
葛洪确实有将才。他在书中记录了这样一个故事：攻破石冰当日，城内遍地珍宝，同行的其他军队都放任士兵拾取财物，唯独葛洪命令士兵保持戒备。结果数百敌军伏兵杀出，其余部队士兵死伤惨重，只有葛洪率领的部队没有损失，甚至还斩首了敌军一个小头目。
也是因为这次作战有功，葛洪被封为“伏波将军”。
不过战场上没有常胜将军，葛洪也没少遇到危险。他后来回忆自己的军旅历程，还加上了这样一个细节——自己曾被敌军骑兵追击，危急时刻射杀两人一马，才得以脱险。
制图：张舰元
东晋的美容方剂
次年，石冰事件平息，葛洪不愿争功邀赏，辞官北上。
这以后，他将相当大部分精力放在了修道、炼丹以及对医学、药学的研究上。
在医药研究方面，除因青蒿素而为人熟知的《肘后备急方》，他还著有《肘后救卒方》《玉函方》等作。这些书中涉及诸多当时的医学养生资料。
值得一提的是，虽然葛洪自认“形貌丑陋”，但在他的医学著述中，却有不少内容被今天的研究者归入“美容方剂”。
在《肘后备急方》“外发病” 一卷中 ，载有手足皲裂、浸淫疮(湿疹)、白癜风、粉刺、䵟黯(黄褐斑)、狐臭、口气臭等病症治疗方法。
其中，第五十六篇为“治面疱䵟黑发秃身臭方”，有研究者认为这便是这部书中的“美容专篇”。
制图：张舰元
篇中集中了治粉刺、酒渣鼻、䵟黯、黑痣、脱发、体气的方药，如“治年少气充，面生疱疮方”“去黑痣方”“治面多䵟黯，或似雀卵色者方”等。
同时，该篇中还刊载了很多美容妆饰方，如“服药取白 方”“治人面无光润、黑䵟及皱，常傅面脂方”“治人面体黑，肤色粗陋，面血浊皮厚，容状丑恶方”“令人体香方”“染发须白令黑方”等。
这些方剂已不着眼于治病，而是着眼于美容。不过需要说明的是，这毕竟是东晋的美容方法，以今天的科技水平衡量，其中一些外用药或“化妆品”用铅、汞过量。
“我命在我不在天”
魏晋时期，玄学盛行。当时的名士之间，纵酒、服散等行为颇为流行。葛洪也不例外，只是他走向了另一个方向。
在今天可见的材料中，葛洪笃信神仙道教，他认为可以靠自身努力修炼成仙。
事实上，他关于医学、药学、化学等方面的探索，也均源出于这种思想。
从这个角度而言，相对于同时代的其他魏晋名士，葛洪的这种想法，还算是积极的。
他在《抱朴子》中明确提出，“我命在我不在天”，即是强调个人的生命，能由自我决定，不由天地掌握。
因此，葛洪在自己的著述中也用了大量篇幅讲如何修仙。
制图：张舰元
今天我们看起来，《抱朴子》中不乏奇闻异事。
例如，葛洪在《抱朴子·内篇》中记载，汉成帝时有猎人在终南山中发现一个“身生黑毛”的妇人。此人自称本是秦代宫人，因秦末战乱逃入山中，有一老翁教她吃松叶松实，当时苦涩，但吃过后不饥不渴，而且冬天不觉得冷，夏天也不觉得热。
自秦末到汉成帝时，已经历二百余年。这名二百多岁的妇人被发现后回归人世，便不再吃松叶松实，结果身毛脱落，“转老而死”。
显然，这样的故事在今天看来是完全不可信的。而在葛洪的书中，这样的故事成了“修仙”的反面案例。
今天看起来不可思议的故事，其实与葛洪的经历密切相关。
自葛洪青年时起，就饱尝世道艰辛。长生不老、羽化登仙，很自然地成为当时士人的一种追求。
但这样的追求终究不可得。晚年的葛洪隐居山中，专注于求仙炼丹。而对于葛洪的去世时间，后世史家有不同说法。
不过其中一个故事颇耐人寻味。葛洪发出信件，说自己想远行寻师，定期即行。当日正午便如安睡般去世。(完)
参考资料：
1 [晋]葛洪：《抱朴子》，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
2 [唐]房玄龄：《晋书》，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版。
3 丁宏武：《葛洪年表》，《宗教学研究》2011年第1期。
4 袁济喜、杨康：《从葛洪<抱朴子>看魏晋士人的个体价值观》，《中国高校社会科学》 2016年第3期。
5 黄霏莉：《葛洪的美学思想及其对中医美容学的贡献》，《中华医学美容杂志》1998年01期。
6 [美]康儒博 著、顾漩 译：《修仙：古代中国的修仙与社会记忆》，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
中国游客赴朝热情不断升温 两国旅游合作前景广阔
2019年06月21日
【中国那些事儿】中国游客赴朝热情不断升温 两国旅游合作前景广阔
中国日报网6月20日电 在朝鲜首都平壤市中心，矗立着一座“朝中友谊塔”，这座纪念塔由1025块花岗岩和大理石砌成，象征着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参战纪念日——10月25日。作为两国人民伟大友谊的象征，这里也是中国游客入访朝鲜的必游之地。
近年来，随着赴朝旅游热不断升温，有越来越多的中国人亲自来拜谒这座友谊塔。法新社18日报道称，尽管中朝双方没有公布官方数据，但有业界人士透露，中国赴朝旅游人数已创下历史新高。
法新社认为，中国赴朝游火爆是市场驱动的。中国庞大的人口意味着市场需求巨大，两国相邻还使廉价的陆路旅行成为可能。
报道称，中国人花费约2500元人民币，就可跟随旅行团在朝鲜游三日。他们的行程通常是，乘坐火车从陆路抵达平壤，游览包括凯旋门和金日成广场在内的首都各大景点。随后，他们会南下探访朝韩非军事区。
据新华社报道，在与朝鲜接壤的吉林省，目前有经营赴朝业务的旅行社近百家，赴朝旅游线路10条，近年来吸引了不少游客赴朝旅游。在辽宁丹东，每天有数百名中国游客跨过鸭绿江大桥，乘火车或大巴进入朝鲜。
除了陆路旅行，在一些地区，中国游客还可以乘坐直飞平壤的包机前往朝鲜。
中国游客带来可观收入
据了解，旅游业每年为朝鲜带来可观的外汇收入。而在朝鲜所有外国游客中，中国游客数量最多。路透社此前曾援引韩国智库韩国海事研究的报告称，旅游业每年预计能为朝鲜带来4400万美元的收入，其中中国游客占朝鲜全部外国游客数量的80%左右。
今年4月8日，我国对朝鲜最大公路口岸集安—满浦公路口岸正式开通。俄罗斯卫星通讯社对此报道称，近年来，中国赴朝旅游发展势头日益增强，该口岸的开通将更加便利中国人赴朝旅游，给朝鲜带来可观收入。
“会有更多中国人到朝鲜旅游”
正在平壤旅游的于芝(音)是安徽一名退休职工，她来朝旅游是源于她对朝鲜的“特殊感情”。 “我对朝鲜很感兴趣，很想看看朝鲜是什么样子。” 于芝说。
“中国对朝鲜非常友好。我们几代人都是朋友。” 与于芝同行的金姓女子补充道。
在位于平壤郊区的“祖国统一三大宪章纪念塔”，来自上海的彭姓游客这样说道：“我们都是社会主义国家。我感觉还会有更多中国人来朝鲜旅游。”
除了老一辈的赴朝怀旧之旅，马蜂窝旅游研究中心负责人冯饶认为，未来还将有越来越多的中国年轻人前往朝鲜，体验当地独具特色的风土人情。
正如“朝中友谊塔”塔基座碑文上所写的那样，“朝中两国人民用鲜血凝成的友谊”将“永放光芒”。随着两国关系的进一步深化，作为两国人民传递友谊的重要途径，中朝两国间的旅游合作也会拥有更广阔的发展前景。
2019年06月21日
【中国那些事儿】中国游客赴朝热情不断升温 两国旅游合作前景广阔
中国日报网6月20日电 在朝鲜首都平壤市中心，矗立着一座“朝中友谊塔”，这座纪念塔由1025块花岗岩和大理石砌成，象征着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参战纪念日——10月25日。作为两国人民伟大友谊的象征，这里也是中国游客入访朝鲜的必游之地。
近年来，随着赴朝旅游热不断升温，有越来越多的中国人亲自来拜谒这座友谊塔。法新社18日报道称，尽管中朝双方没有公布官方数据，但有业界人士透露，中国赴朝旅游人数已创下历史新高。
中国人赴朝旅游热情高涨。图片来源：法新社报道截图
赴朝旅游方式日益多元化法新社认为，中国赴朝游火爆是市场驱动的。中国庞大的人口意味着市场需求巨大，两国相邻还使廉价的陆路旅行成为可能。
报道称，中国人花费约2500元人民币，就可跟随旅行团在朝鲜游三日。他们的行程通常是，乘坐火车从陆路抵达平壤，游览包括凯旋门和金日成广场在内的首都各大景点。随后，他们会南下探访朝韩非军事区。
据新华社报道，在与朝鲜接壤的吉林省，目前有经营赴朝业务的旅行社近百家，赴朝旅游线路10条，近年来吸引了不少游客赴朝旅游。在辽宁丹东，每天有数百名中国游客跨过鸭绿江大桥，乘火车或大巴进入朝鲜。
除了陆路旅行，在一些地区，中国游客还可以乘坐直飞平壤的包机前往朝鲜。
中国游客带来可观收入
赴朝鲜旅游的游客登机。资料图片来源：新华社 管清江 摄
中国游客赴朝热情不断高涨，给朝鲜旅游业注入了更多活力。据了解，旅游业每年为朝鲜带来可观的外汇收入。而在朝鲜所有外国游客中，中国游客数量最多。路透社此前曾援引韩国智库韩国海事研究的报告称，旅游业每年预计能为朝鲜带来4400万美元的收入，其中中国游客占朝鲜全部外国游客数量的80%左右。
今年4月8日，我国对朝鲜最大公路口岸集安—满浦公路口岸正式开通。俄罗斯卫星通讯社对此报道称，近年来，中国赴朝旅游发展势头日益增强，该口岸的开通将更加便利中国人赴朝旅游，给朝鲜带来可观收入。
“会有更多中国人到朝鲜旅游”
“中朝友谊塔”是中国游客入访朝鲜的必游之地。图片来源：法新社报道截图
中国游客赴朝旅游热的背后，是中朝两国人民之间的深厚情谊。正在平壤旅游的于芝(音)是安徽一名退休职工，她来朝旅游是源于她对朝鲜的“特殊感情”。 “我对朝鲜很感兴趣，很想看看朝鲜是什么样子。” 于芝说。
“中国对朝鲜非常友好。我们几代人都是朋友。” 与于芝同行的金姓女子补充道。
在位于平壤郊区的“祖国统一三大宪章纪念塔”，来自上海的彭姓游客这样说道：“我们都是社会主义国家。我感觉还会有更多中国人来朝鲜旅游。”
除了老一辈的赴朝怀旧之旅，马蜂窝旅游研究中心负责人冯饶认为，未来还将有越来越多的中国年轻人前往朝鲜，体验当地独具特色的风土人情。
正如“朝中友谊塔”塔基座碑文上所写的那样，“朝中两国人民用鲜血凝成的友谊”将“永放光芒”。随着两国关系的进一步深化，作为两国人民传递友谊的重要途径，中朝两国间的旅游合作也会拥有更广阔的发展前景。
美国休斯敦一华裔女子失踪近一周 警方吁提供线索
2019年06月21日
中新网6月21日电 据美国侨报网报道，日前，一名居住在美国休斯敦的28岁华裔美国公民走失，至今音讯全无。目前，休斯敦警方已经将其列为失踪人员，对她的寻找正在进行中。如果有人发现线索，请与休斯敦警方联系。
当地时间6月13日晚(以下均为当地时间)，与杨妮娜(Nina Yang)同屋的室友曾看见她上床睡觉。此后，杨妮娜就消失在人们的视线里。据报道，杨妮娜是一名患有精神疾病、智力也有障碍的女性，她是从她所居住的“集体之家”里走失的。“集体之家”是指对有特殊需求的人，进行24小时照顾的机构。
这里的工作人员称，杨妮娜应该是在13日晚8点后至14日早晨5点之间出走的。她离开时，身上只有3美元和一张坐公交用的乘车卡。杨妮娜的妈妈林女士说，根据乘车卡的刷卡信息，持卡者13日晚上10点左右就在公车汽车上。
据报道，杨妮娜至少倒了6趟车，她乘坐的最后一趟车是51路公交，时间是14日下午2点左右，该车的目的地是休斯敦大学市中心校区，但并不清楚杨妮娜是在哪一站下的车。此后，就再也没有该卡的任何读取信息。
林女士在14日早上7、8点钟，收到“集体之家”的电话称杨妮娜失踪，此后她联系女儿的手机与微信，但均没有人接听。林女士说，杨妮娜是10岁左右跟她来美国的，在13岁青春期的时候得了精神疾病，在她失踪前，母女俩曾遭遇一场车祸。
林女士认为，杨妮娜在车祸中受了刺激。集体之家的工作人员也表示，杨妮娜在失踪之前一直想要见妈妈，工作人员猜测，杨妮娜之所以出走，就是为了去找妈妈。据了解，林女士就住在市中心。
杨妮娜失踪后，工作人员和林女士都对有关区域进行了寻找但一无所获，他们目前印制了传单准备发放给居民以扩大搜寻力量。如果有人发现线索，请与休斯敦警方联系。
据悉，杨妮娜，身高165厘米，体重163斤左右，有时会戴眼镜，离开住处时脚上是一双黄色并印有小花的拖鞋，身背黑色双肩背包，身穿T恤和裤子，但具体颜色信息不详。
2019年06月21日
中新网6月21日电 据美国侨报网报道，日前，一名居住在美国休斯敦的28岁华裔美国公民走失，至今音讯全无。目前，休斯敦警方已经将其列为失踪人员，对她的寻找正在进行中。如果有人发现线索，请与休斯敦警方联系。
当地时间6月13日晚(以下均为当地时间)，与杨妮娜(Nina Yang)同屋的室友曾看见她上床睡觉。此后，杨妮娜就消失在人们的视线里。据报道，杨妮娜是一名患有精神疾病、智力也有障碍的女性，她是从她所居住的“集体之家”里走失的。“集体之家”是指对有特殊需求的人，进行24小时照顾的机构。
这里的工作人员称，杨妮娜应该是在13日晚8点后至14日早晨5点之间出走的。她离开时，身上只有3美元和一张坐公交用的乘车卡。杨妮娜的妈妈林女士说，根据乘车卡的刷卡信息，持卡者13日晚上10点左右就在公车汽车上。
据报道，杨妮娜至少倒了6趟车，她乘坐的最后一趟车是51路公交，时间是14日下午2点左右，该车的目的地是休斯敦大学市中心校区，但并不清楚杨妮娜是在哪一站下的车。此后，就再也没有该卡的任何读取信息。
林女士在14日早上7、8点钟，收到“集体之家”的电话称杨妮娜失踪，此后她联系女儿的手机与微信，但均没有人接听。林女士说，杨妮娜是10岁左右跟她来美国的，在13岁青春期的时候得了精神疾病，在她失踪前，母女俩曾遭遇一场车祸。
林女士认为，杨妮娜在车祸中受了刺激。集体之家的工作人员也表示，杨妮娜在失踪之前一直想要见妈妈，工作人员猜测，杨妮娜之所以出走，就是为了去找妈妈。据了解，林女士就住在市中心。
杨妮娜失踪后，工作人员和林女士都对有关区域进行了寻找但一无所获，他们目前印制了传单准备发放给居民以扩大搜寻力量。如果有人发现线索，请与休斯敦警方联系。
据悉，杨妮娜，身高165厘米，体重163斤左右，有时会戴眼镜，离开住处时脚上是一双黄色并印有小花的拖鞋，身背黑色双肩背包，身穿T恤和裤子，但具体颜色信息不详。
美国东海岸最大炼油厂发生爆炸 幸未造成人员伤亡
2019年06月22日
中新社纽约6月21日电 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宾夕法尼亚州费城一座炼油厂21日发生爆炸并引起火灾。
据美联社报道，事发炼油厂属于费城能源解决方案公司(Philadelphia Energy Solution)，位于费城西南斯库尔基尔河畔。费城市消防局副局长克莱格·墨菲说，当天凌晨四点左右，炼油厂内一个丁烷罐爆炸起火，之后又引发一系列较小的爆炸。幸运的是，事故并未造成人员伤亡。
美联社称，事发炼油厂有约150年历史，是美国东海岸规模最大的炼油厂，员工超过1000人，每天可加工33.5万桶原油。目前尚不清楚爆炸发生的原因。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报道，费城市消防局和PES公司消防人员共同灭火，已经确保火灾不会进一步扩散。CNN称，与爆炸发生时相比，目前的火势已明显减弱。但克莱格·墨菲称，火灾暂时还无法扑灭，消防人员正通过给周边储油罐洒水降温的方式防止发生新的爆炸。
据美国全国广播公司(NBC)报道，爆炸发生时周围不少居民感到明显震动，有些人家中墙壁上悬挂的艺术品都被震落，火光在一英里外清晰可见。NBC称，该炼油厂本月10日曾发生过一起小火灾，未造成人员伤亡。(完)
2019年06月22日
中新社纽约6月21日电 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宾夕法尼亚州费城一座炼油厂21日发生爆炸并引起火灾。
据美联社报道，事发炼油厂属于费城能源解决方案公司(Philadelphia Energy Solution)，位于费城西南斯库尔基尔河畔。费城市消防局副局长克莱格·墨菲说，当天凌晨四点左右，炼油厂内一个丁烷罐爆炸起火，之后又引发一系列较小的爆炸。幸运的是，事故并未造成人员伤亡。
美联社称，事发炼油厂有约150年历史，是美国东海岸规模最大的炼油厂，员工超过1000人，每天可加工33.5万桶原油。目前尚不清楚爆炸发生的原因。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报道，费城市消防局和PES公司消防人员共同灭火，已经确保火灾不会进一步扩散。CNN称，与爆炸发生时相比，目前的火势已明显减弱。但克莱格·墨菲称，火灾暂时还无法扑灭，消防人员正通过给周边储油罐洒水降温的方式防止发生新的爆炸。
据美国全国广播公司(NBC)报道，爆炸发生时周围不少居民感到明显震动，有些人家中墙壁上悬挂的艺术品都被震落，火光在一英里外清晰可见。NBC称，该炼油厂本月10日曾发生过一起小火灾，未造成人员伤亡。(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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