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注意你回复老背的这贴。
如果灾荒真滴每年都频繁而且严重到激发出人性的恶的程度,那么不太可能出现仁义礼智信、富贵不淫这种哲学、以及中国人对佛学的修身养性甚至禁欲的接受、也不太可能出现集体主义意识。反倒是有可能发展成动物世界 - 纯粹的弱肉强食,和完全的利己现象。
你提出这个,他论述了,我当时看的时候觉得他说的很有趣和形象,把整个这一段还画了重点。。。,如果你感兴趣,我建议你还是自己全篇读一下,其实书不长
儒家的全部思想翻译成现代文也许可以用这样四句话来概括:不要打了!不要抢了!秩序压倒一切!救救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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赈灾义演——“儒家仁政”的社会学本质
一个社会越是道德沦丧,这个社会的精英阶层就是越发强调道德,这可能是一个基本规律。儒学的基本特点就是道德说教和对社会秩序的强调,它突出反映了灾民社会的道德沦亡、廉耻丧尽和秩序混乱。儒学表达了知识分子对灾变中人的不幸命运的严重关注和怜悯之情,它也是在宇宙无序中寻找社会秩序的理性思考。不幸的是,“人定强制秩序”是它寻找的主要学术成果。
与古希腊哲人把目光投向宇宙不同,在灾民的啼嚎中,中国的思想家是无暇他顾的,他们甚至没有时间和精力使自己的思想转向彼岸世界并体系化,于是在他们那里,“学说”不过是道德语录。灾变论想象他们在灾变中将迫不急待地冲到灾民队伍里以“短语”的形式直接进行发言:引起震惊和对不幸的注意,或对抢劫进行劝导。战火和哭喊已近在咫尺。儒家的全部思想翻译成现代文也许可以用这样四句话来概括:不要打了!不要抢了!秩序压倒一切!救救孩子!
——“形而上学引退到幕后去了,个人的伦理现在变成了具有同等意义的东西。
哲学不再是引导着少数一些大无畏的真理追求者们前进的火炬;它毋宁是跟随着生存斗争的后面收拾病弱与伤残的一辆救护车。”(2)春秋时代的思想家宋妍(?)的“救世之战”就是这样的典型的救护车,为“求天下之安宁以活民命”而四方奔走呼号,他讲人应寡欲,劝人们不必争多。“墨子兼爱,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程颢自称“满腔子恻隐之心”,是因为满世界的可恻隐之灾难,满天下无恻隐之心的灾民。灾民重利,故儒家尚义。
孔子自然是中国知识分子“赈灾义演”的主演之一,他的所有主张与灾民的利益和灾民社会的主要问题密切相关。什么是圣人呢?子曰“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为圣。“孔子是一个改良论者,主张中央集权,认为上下各阶级应各尽其分以归于和谐。他一生栖栖皇皇,奔走周游,以救世(救灾也)为务,谋恢复旧日的安宁”(3)。不过,孔子心目中的“旧日的安宁”既是真实的,也是虚假的。说它是真实的,因为任何一场灾乱之前必然是“安宁”的,这场最近的安宁必然给目前灾乱时代的人留下美好而深刻的记忆,足以令灾民神往和“学习”。说它是虚假的有两个原因:第一,上古安宁之美,是与现在灾难的对比来描写的,为了批评现世的不幸,这种描写必然有夸张。第二,这种远古安宁绝不是长期的安宁,这个安宁不久以前,肯定有一场灾乱,而这场灾难以前还有更多的安宁和灾乱,因而“远古安宁”是一种错觉。在乱世对“最近以前的安宁时代”的记忆,是中国文化“尚古”精神、政治“托古改制”和学术“述而不作”的真正原因之一。
西方的思想家们“头上是灿烂的星空”(康德),地上是和煦的海风,他们有更多的理由关心宇宙之迷,在这种沉思中,自然科学已经萌芽了。中国思想家头上是翻滚的乌云,地上是血雨腥风、人民的啼饥号寒和纷飞战火,他们有更多的理由去关心人自身的生存危机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不是人与自然的关系,更不是自然本身的问题。何以儒家以“仁”为儒学之核心?仁者,人与人也,他们期望以仁超越灾民之间的战争状态,并劝说强者对弱者予以怜悯。“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只有“灾变论”才能理解孟子的偏激完全是有感而发。“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孔子这些道德教条和现实关怀,只有放到灾民社会里才能真正理解其用意和所指。
自然科学在中国之不发达,是因为灾民的第一需要是生存,而为了能生存,首先要结束灾乱;而在极端混乱和极端贫困中,知识分子除了“道德劝谕”和诉诸更多政治热情外几无他顾之可能。儒家为安慰人生奔波了几千年,乃至到了近代,还有人鼓吹所谓新儒学。然而,这几千年的动乱已经不断论证了儒家的失败。
道家之出世,躲灾而已。这种动机同样是伊壁鸠鲁主义的动机:伊壁鸠鲁生于希腊城邦衰落和政治相对混乱时期,伊壁鸠鲁对灾变的回答就是他的“宽容的退隐”、原子唯物主义和享乐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