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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采夫: 谁是那个“偷自行车的人”?

一周来最有趣的故事是这样开场的。一位日本青年医生骑车环游世界,沿途救助贫困病患,他已经骑行了十几个国家,现在到了中国武汉,17日傍晚,他的自行车被盗了。

这个消息传出后,马上成了一个娱乐事件,有些网友帮忙寻找,更多网友开始戏谑,因为这实在太过喜感。有人在微博上说:“欢迎来到世界的尽头。”“到了我们这儿,你基本就告别自行车了。”

这时候警察现身了,武汉警方高度重视,迅速立案,并以迅雷不及掩耳盗铃之势找到了那辆自行车。据说还有5万网友为寻车动了起来。那位感动的日本青年在博客上致谢:“武汉这个可以跟东京匹敌的大都会,现在整个城市都在为我寻找自行车。感谢,感谢。”这话听起来闹心。

自行车找到了,按理应该高兴,但同胞们突然伤感起来。网友王牧笛说:“其实,我也是今天才知道,自行车丢了真的可以找回来,关键看谁丢。为那些年我们一起丢过的自行车感伤中…….”我的同事曲飞发了条围脖:“全力帮助日本人找回自行车是对的,上回他们有个人丢在宛平城里了,我们没积极配合他们找,结果出了什么事,大家都知道。”

这听上去不像玩笑。日本青年丢了自行车是娱乐,但警察帮他找到了就很不娱乐,它成了黑色幽默。于是,“选择性执法”、“VIP失主”、“超国民待遇”等批评扑面而来,有人数落官怕洋人的老黄历,还有人提起了杨佳和他的自行车。

也娱乐了,也批评了,这事儿貌似可以落幕了,但它其实可以更黑色一点。

日本青年的自行车失而复得,让我们非常不爽,这是因为,这个关于自行车的故事,其实是中国老百姓自己的故事。故事的主角是一辆自行车,警察在故事里扮演反面角色。

一辆自行车在中国是个什么角色?几乎每个人(普通人)都丢过车,大多数人(普通人)又买过二手自行车,我们买车,我们丢车,我们买二手车,不觉得丢自行车很可怕,我们痛恨偷车贼,但也愿意买别人偷来的自行车,偶尔在二手车市场还能邂逅自己丢的车。我们也报警,但警察不管,我们习以为常。于是,我们骑的车子,往往是偷来的,只不过有专业人士代劳而已。

想起一部经典电影:《偷自行车的人》,这部二战后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的开山之作,讲的是一个穷人家庭,失业已久的父亲意外地得到了一份贴海报的工作,但前提是他得有一辆自行车,父亲用妻子的六条床单换来买车的钱。但在工作的第一天,他的自行车被偷了。父亲带着不足十岁的儿子满城寻车,因为警察懒得管这样的小事,他们终于找到了小偷,那也是个穷人,而且一帮穷人为他做假证。最后父亲决定偷一辆自行车,他被抓住了。

这个心酸的影片告诉我们,在环境的逼迫下,一个痛恨偷车贼的人,最后也不得不成为偷车贼,这就是普通人的命运。相对于日本青年的“寻车”喜剧,这部电影更对应了日常生活里的中国悲剧。

自行车,这个在我们生活中传来传去的符号,它被一个叫“偷”的恶习串联着,成为我们这个社会系统的一个寓言。有人偷了我们,偷了我们的财富、机会或者生活,也许还有信念和希望,但没有一种公平机制为我们寻回自行车,我们莫可奈何,趋利避害的选择是又去偷别人的。这可能是一条食物链,或一种恶性的循环,反正最终的结果是互相加害,环境就是这样操弄着我们的命运。可怕的是这成了我们的生活方式。

很少人能成为那个日本青年,更多的人成为影片里那个父亲。我们是丢自行车的人,某种意义上,我们也是偷自行车人。

日本青年武汉寻车事件结束之后。我在围脖发了一条不相干的新闻,说“越南农民为反抗强行征地,用自制枪支和地雷打伤6名警察,越南总理公开支持农民,并调查地方政府腐败。”关于越南有一个背景,这个国家正在大力推行系列改革,包括司法独立、差额选举等。

一位叫“嚼过的泡泡糖”的转发了我的围脖,他附了一句话:“在不久的将来,越南人民也将会在我们这里找到他们丢的自行车。”

中国故事,深刻了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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犀利公:雷锋“失效”的根本原因

  此次学雷锋,各地搞了一点新花样。如,长沙将设立一个常设机构“学雷锋活动指导处”,拨经费对“学雷锋先进人士”,提供招考招聘、子女升学、住房保障等方面的特殊照顾。重庆将开放雷锋公园。北京组织雷锋班长到各校演讲。河北开通“河北好人网”。央视播出“放歌雷锋城”专题报导……


  对此,人民大学教授李萍说:“执政党在雷锋牺牲50周年之际提出推动学习雷锋活动常态化,不仅是对社会道德滑坡的一种回应,或许也是出于凝聚民间道德共识夯实执政根基的考虑。”


  人们不禁要问:学雷锋,能够扭转社会道德滑坡的趋势、凝聚民间道德共识吗?


  答案是否定的。因为雷锋早已失效。


  “学雷锋”的有效期大约持续了将近20个年头,起于1963,终于1982。当改革开放所带来的求真务实风气席卷中国的时候,“假大空”的学雷锋活动就失去了原有的影响力,而“高大全”的雷锋形象也随之崩塌,手表、皮夹克、毛料裤、黑皮鞋、雪花膏等诸多雷氏奢侈品,渐渐浮出水面。


  尽管在1990-1993年间,执政党又刻意推动过一次高潮,但最终还是因曲高寡和而黯然谢幕。原因何在?一个“假”字。


  造假,其实在雷锋生前就已经开始。专职为雷锋拍照片的宣传干事张峻回忆说,沈阳军区为了塑造这个典型,专门为雷锋成立了拍摄小组和日记指导小组。两年多时间里,拍摄照片300多张,平均每三天一张。这就是“雷锋做好事不留名只留照片和日记”的真实内情。而真相被大量揭穿,却是民众在最近几年获得有限的网络自由之后。


  例如,雷锋学毛选。此类照片过去一直占据雷锋事迹展的主要版面。有:一个人学、两个人学、全班学、在屋里学、在车内学、白天学、晚上学……。纰漏出在“熄灯后在被子里刻苦学毛选”这张名照。照片上有许多物件的影子分明是摆拍的。


  再如,雷锋艰苦朴素。一张照片显示,雷在补一双补丁摞补丁的烂袜子。但人们却发现他的腕上赫然戴着一块“英纳格”牌名表。与当时的收入相比,这相当于今天人们买一辆家庭轿车。铁证之下,雷锋纪念馆只好将封存于库房的这件遗物拿出来展示。


  另一件令人捧腹的事迹,是雷锋春节不休息,在抚顺大街上捡大粪,一天捡六百多斤。当时的抚顺还是个人口不足50万的小城市,春节期间气温低至零下20多度,如此“粪量”,每天该有多少人不畏严寒到大街上“配合”雷同志?


  维持假形象屹立不倒的不二法门,就是永远阻绝真相的披露。雷锋倒掉的不幸,就在于真相已经被部分揭示。

毛泽东的形象同样如此,

在延安整风、反右、大饥荒、文革等诸多运动的真相被揭示之前,

伟大,绝对伟大!


  鲁迅先生说,中国的历史,满篇都写满了“吃人”二字。

我以为,中国的文化,满篇都写满了“虚假”二字。

我曾经看到有人这样总结中国文化

(三个代表)代表专制、代表腐败、代表虚伪。

我以为,首恶是虚伪。其实,就我对雷锋经历的解读,

我认为,雷锋有与常人同样的情感和优点,

如爱美、爱酷、爱姑娘、爱助人,是一个比较正常、

相当正面的小伙子。问题出在上头想造神。极权主义对正常人的异化,

是可怕的。类似的例子,实在太多。


  要想真正扭转社会道德滑坡、凝聚民间道德共识,

不妨再回到邓-胡当年曾经倡导的求真务实的路子上,

“雷人”的事不提也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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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安大学黎津平老师:北京今典集团董事长王秋杨:日本人也太矫情了,丢个自行车也要发个微薄,看看咱们中国人多淡定: 出去一趟房子没了; 去公安局一趟命没了, 去山西一趟人没了, 去河南一趟肾没了,去重庆一趟自由没了, 去广西一趟钱没了, 去广东一趟包没了, 去北京一趟变精神病了,都觉得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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