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犀利公 : 会否重蹈蒋公路?
摘要:透过执政党沾沾自喜的“中国模式”,
犀利公看到的却是类似于61年前蒋先生的穷途末路。
会否重蹈蒋公路?
杨天石先生是民国史专家,曾多次受邀赴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研读蒋介石日记,著有《找寻真实的蒋介石》等专著十几部,以无可辩驳的大量史实,既间接为蒋摘去了毛氏诬其“摘桃子”的帽子,还原其抗日领袖的真本色;又详述了蒋顽固坚持独裁的党国政策从而最终在大陆走向穷途末路的悲剧历程。去年3月,杨先生在中央国家机关举办的系列讲座中,专门分析了国民党失败的五条原因:(1)不得人心的内战;(2)失去农民,土地政策流于空谈;(3)失去民族资产阶级:国家垄断资本与官僚私人资本扩张,民族资本被挤压与被窒息;(4)特权官僚阶层产生,贪污盛行,通货膨胀,掠夺性的币制改革与经济统制;(5)一党专政,个人独裁,“党国”体制,特务统治,图书审查。
对照当下,犀利公说说这五条。
1、内战。眼下不存在。
2、农民
杨先生认为国民党失去农民的主要原因是“土地政策流于空谈”,意指国民政府所推出的“二五减租”和“三七五减租”等政策没有真正落到实处,但那时候的土地私有法却是货真价实的,是你的地就是你的,政府无权强行征收。共产党闹革命吸引农民的一个重要口号就是分土地,49年确实兑现了(东北早几年),但不到5年,1953年开始搞社会主义改造、合作化运动,农民就稀里糊涂把土地交上去了,当然,不交也不行。这就是今天“灭村运动”“强迫上楼”而农民却没辙的根本原因,也是“强拆”中市民被迫自焚、跳楼的主要原因。民国时期,尽管战乱频仍,但自家房产和土地被政府以“顾全大局”的欺世之名强行剥夺的情况,却很少发生。我们学习过太多冠冕堂皇的“一号文件”,今年又是,但结局却是农民被拉得越来越远。问题的根子大家都清楚,那就是农民没有土地的产权。所以说,解决“三农问题”的第一步其实是先向民国看齐――把土地还给百姓。
3、民族资产阶级
60多年前,蒋介石不仅失去了占中国绝大多数的农民的支持,也失去了主体市民的支持。杨先生所总结的第三条“国民党失去民族资产阶级”,在犀利公看来就是失去了市民中的绝大多数,因为那时的民族资产阶级,宽泛点说主要就是指从事纺纱、粮食加工、零售、餐饮、小买卖等营生的市民,他们被国家垄断资本和官僚私人资本挤压到了窒息的程度,恨官恨到帮鬼子,沈阳、哈尔滨、天津、上海等大城市,莫不如此。今天的国家垄断资本和官僚私人资本猖狂到了什么地步?高房价、高油价、高电价、高气价、高水价、高通信费、高过路费、高学费、高医费……哪一桩恶行少了它们的身影?凡是赚钱的买卖都让他们占去了,而解决七成平民就业的民营经济只能在狭缝中生存。在金融(银行、证券、保险)、公用事业(电力、交通、通讯)、资源(石油、煤炭、金属)和军工(科技)四大领域,高层职位都掌控在“官二代”手中。中国亿万富豪中的90%是官员子弟。今日之中国,名为“全民所有”实为官员所有的巨额国资,早已成为管理者的私产,那些撒向海外而百姓却无权监察的各种红色投资就是他们转移和洗白私家财富的安全工具。处于“国进民退”日益严重境地下的当代民族资产阶级(该叫民营企业家、小老板),内心深处对现体制的态度究竟如何,只要从他们放弃实业、助纣为虐似的炒金炒房炒大蒜炒绿豆中就可以看出端倪。
4、特权官僚阶层产生,贪污盛行,通货膨胀
作为当今世界行政成本最高的国家,中国产生特权官僚阶层再正常不过了。特权官僚阶层到底有多大?面窄一点说是500个家庭。一位在中国居住了20多年的美国官员曾经说过:“中国的问题,其实很简单,就是大约500个特权家庭的问题,加上他们的儿孙、亲友及身边工作人员,构成了约5000人的核心体系。”
面宽一点说是2000万。根据国务院发表的2009年中国人权白皮书中的一段话――“截至2009年,全国共有290多万少数民族干部,约占干部总数的7.4%”,可以计算出全国干部总数是3919万(290 万÷7.4%),加上全国420多万个自然村中的近1680万村干部(每个村按村支书、村主任、治保主任、会计4人编制计算),合计达5600万人,还不包括全国近2000万离退休干部。腐败率按三分之一保守估算,特权官僚队伍人数达到2000万之巨。事实也是如此。为了扩大统治基础,近几年采取事实上的“一个不杀、大部不抓”的纵容政策,有意放大了利益集团的规模,惠及数目庞大的不算官员的乡村干部,他们也已经到了贪胆包天的地步。如,郑州金水区庙李镇陈寨村村委会主任陈来运,伙同他人贪占3.8亿元集体财产,总违规违法资金高达6亿多元。如果说县级以上官员主要是腐化的话,那么,乡村两级基层干部则在腐化之外又大面积黑化了。
如此庞大的特权队伍及其奢华的行政开支是怎样维持的呢?手段有三:
(1)垄断土地和资源,然后推高价格,包括地价、房价、油价、水价、气价、票价、电价、电讯价、医价、学价等等,攫取、盘剥民间财富。以房地产为例。房企总支出中流向政府的比例高达49%,加上买房者及中介方二次、三次向政府的缴纳,一套房产最终支出的近60%落入政府囊中。近十年来,土地收入普遍占地方政府收入的三成以上,高的甚至达六七成。今年前三季度,全国30个城市土地出让金累计接近9000亿元,其中,上海1370亿,北京1005亿元,大连900亿,天津870亿。真可谓“一寸河山一寸血”(颜昌海语)。如此一桩关系到市计官生的大买卖,让其挥刀自宫无异于与虎谋皮,哪里还管什么国计民生呢?更何况在这个据称拥有最长产业链条的“中国支柱产业”里,有多达30几类衙门的大小官员的灰色收入,都要靠在这个链条的勾连运行中实现。在《论时寒冰的叹息》一文(
http://laodangyuan2009.blog.sohu.co...夺,让你永远处于无产阶级状态,――有产便难以驾驭了。另外两个手法是思想上洗脑和组织上织网。
(2)高税赋、低福利。《福布斯》发布的“全球2005税负指数报告”中,中国名列第二;而享受的福利才占财政收入的8%,加拿大是52%,英国49%,法国43%,美国42%。财政收入的绝大部分都用来供养庞大的官僚队伍。
(3)出卖政府信用。最恶劣的莫过于股市圈钱和海量发钞。前者直接掠夺,那些圈占了亿万股民数万亿财富的中石油之类的国企央企,要么不思回报,要么中外有别,“宁赠友邦、不予家奴”。吴敬琏先生日前说中国股市仍处于“强盗权贵时代”,十年前还说过股市“赌场论”,诚实地当了两回戳穿皇帝新衣的老小孩,可敬可佩。后者间接稀释民间财富。特别是近两年因货币超发而引发的通货膨胀,根本就不是国统局公布的3%、5.1%等数据所能掩盖得了的。如此超发,说掠夺并不为过。
为了维稳就得扩大利益集团队伍,为了满足利益集团不断膨胀的胃口就得强化上述三条搜刮利器;“利器”越磨越亮,百姓越来越苦,社会愈加不稳;维而不稳,就得增加维稳经费、扩充维稳队伍……如此恶性循环,正是1946-1949年间民国政府的真实写照。
对此,有识之士早已发出警示的呼声:当今中国最大的矛盾是官民矛盾;中国出事就出在官民对立上,不会出在“资产阶级自由化”上;执政党最大的风险不是C形包围,而是最终难以满足权贵集团的胃口、难以摆平新旧权贵的利益……可悲的是,这些善意的呼声,一次次淹没在“绝不”声中。
吴敬琏先生说:“贫富差别扩大的首要原因是腐败和垄断。有许多经济学家计算过,贿赂总量达到了整个国民财富的20―30%,从中可以看出,中国腐败活动的规模有多大。”(2010.10.31南方网)
官员财产不敢公示不愿公示,反倒越捂越紧。如此反腐,滑天下之大稽。民众年年看反腐游戏:早先有“政府招待限四菜一汤”之规定,从而引发一碟分四格餐具的热销;后有观“洞”、拜“坡”、“八荣八耻”、“唱读讲传”;现又有“重走红军路”、“重读领导人家书”……明年会有什么劳什子出台作秀,不得而知。管用吗?
蒋大公子当年在上海滩“打老虎”打不了自家人,虽然保了党但却亡了国。
5、一党专政,个人独裁,“党国”体制,特务统治,图书审查
对照杨天石先生为蒋氏诊断的上述第五条病症,你会觉得现实很有趣。自毛邓去世之后,个人独裁在中国暂告中止,这是较49年以前的国民党有进步之处,但党国体制实在是过之而无不及,不仅有拿枪拿棒的“明特”,更有隐藏在网络背后的“暗特”(网特),因言获罪、跨省追捕,屡见不鲜。至于《宪法》第35条所规定的出版、言论等自由,韩寒通过他的《独唱团》结结实实领略过一番,最近在接受“FT中文网”采访时无奈地表达韩氏幽默:“中国政府和美国政府一直是国际上最容易被评点的两个政府,美国政府有60亿人可以随意评点,中国政府其次,有47亿人可以随意评点。”
其实,当今中国还有一条杨天石先生专长研究的民国时期所没有的严重现实,那就是全社会道德溃败。这是持续60年虚伪宣传的杰作,这一非物质“遗产”,是犀利公忧虑中国将“崛一把但起不来”的最大因由。
前辈已经玩过一回。持续34年的洋务运动(1861-1894)的确让我们“崛”了一把,GDP是日本的四倍,占全球11%,比今天中国占全球8%的比例还要高,但大清国并未站起来。原因正如高级特工宗方小太郎(1864-1923)所言:中国的腐败并非只是官场独有,而是全民丧失信仰,“人心腐败已达极点”,官场一片漆黑。他还引用孟子的话为大清国下了断语:“上下交征利,则国危”。对照历史可知,今天的组织者其实是在重复100多年前老佛爷的故事,了无新意。
1976-1949这27年的历史,证明毛当初宣布的“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不过是“一个中国人站起来了”;而2010-1981这30年的历史,则证明邓当初期望的“共同富起来”不过是2000万官员富起来,占比98%的那13亿人是“待富”,可怜他们的“穷二代”甚至还在“待业”。其实,已经富起来的那2000万人还谈不上站起来,因为在缺乏民主法制的环境下,官员有时候也会成为弱势群体。层出不穷的官打官、狗咬狗事件,以及前国家主席惨死、今共和国总理被禁言,都已证实了这一点。
明明各种迹象表明这个体制已然失效并正在走向死亡,却偏偏高喊“中国模式将改变世界”。让人想起当年中西方不少人士对洋务运动奇迹的赞赏和预测:“以中国之丰富物产,如能积极变革,则成为世界最大强国,雄视东西洋。”这一预测过去了115年,中国至今也没有成为世界最大强国,更无力雄视东西洋。
有办法规避61年前蒋先生那条“末路”吗?
有。民主小贩杨恒均先生说:“当今的出路有两条,一是搞政治体制改革,搞民主,一是搞文化大革命。前一条通向活路,后一条死路一条。”(2010.11.18,在北京理工大学的演讲)
写完文章看电视,开机便是86频道凤凰台的“石评”栏目,话题说到“中国到底惹了谁?”。石齐平先生口若悬河,志得意满地建议中国倡建一套“世界框架”,让其他国家表态支持。犀利公差点笑出声来,便借篇末对石先生说几句话:中国没有惹谁,它惹了自己的百姓,它惹了最富于人性的价值观――民主自由和公平正义,有人看不下去了。就这么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