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也有道理,有好有坏,好坏的标准不同。问题在于,凡事只要有任何意义上的坏的可能,就会朝最坏方向发展。以前人信神,哪怕是人文主义打倒了神的权威,民间对各种超然的神的敬畏感也足以维持道德约束。这种约束会越来越弱,也许多少代以后,再也没有什么能阻止人胡作非为了,这样就会需要信的约束。到时候我相信这种约束会应运而生,而且不会是很民主。
宗教和信仰(两者不一样,但有时效果类似),只能约束温饱基本有保证的人
只要不是圣人,狂信徒之类,人基本遵循物质决定精神的原则
平时是个老好人,饿上几顿,或者是他/她所关心的家人被饿几顿,就很有可能打破道德底线,变成心狠手辣的“恶徒”。当一整个社会被饿惨了,就很有可能接受任何极端的煽动,向着那些无辜或不那么无辜的富足阶层/富足地方去抢。
所以政客要解决的大问题,首先是保证社会上多数人有个稳定的生活,然后用普法来让人们知道违法的代价,就是失去自由和稳定的生活。社会信用系统,其实也是一种法,让大家知道“失信”就等同于失去稳定生活,开银行账户,做生意都会麻烦不断。但如果生活本来就不自由和不稳定,那这种法和信用约束,就没啥意义了。
长期遭受苦难的人,对自己和对别人都可能会是非常残酷的。过去革命战争年代,“反派”就有这么个经验总结:抓住革命党人,要看出身,出身贫苦的,那基本严刑拷打效果不大,不过美酒美食美女的腐化往往有奇效;如果是中产甚至富足家庭,知识分子出身,那可能奢华享受吸引不大,但是面对痛苦的意志力不足,直接上夹棍老虎凳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