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笑蜀：公民运动与中国转型（上）
采访人：台湾中央研究院研究员
陈宜中
【编者的话】笑蜀，中国大陆知名政治评论员，本周凭借为FT中文网撰写的评论文章《习近平的第三条道路》获2015年亚洲出版业协会（SOPA）“最佳评论奖”。本文为台湾中央研究院研究员陈宜中2014年11月5日为笑蜀所做访谈，详细回顾了笑蜀对中国社会政治发声15年的经历，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代中国的社会政治环境。文章首发于台湾《思想季刊》2015年第一期，FT中文网获得授权全文刊发。本文为访谈上篇，重点谈及笑蜀作为知识分子和媒体人的经历及其对维稳体制的认识。
一、早期经历
笑蜀：我是1962年生于四川仪陇。父母都是乡村教师。当时乡村教师分两种，一种公办，一种民办。我父母都是公办，在仪陇的边远山村教书。我们县以前是红四方面军的根据地，即所谓“老区”，现在仍很穷，仍是国家级贫困县。像吉普赛部落一样，我父母不断迁徙，这个村子教两年，那个村子教两年，我也跟着流浪，至少住过三个村庄。从小跟农村的孩子一起玩大。
陈宜中（以下简称“陈”）：从反右到文革，您家里受到哪些影响？
笑蜀：我父母都是地主子女，文革中受批斗。我到入学年龄，隔壁的民办老师招生不肯收我，就因为我的家庭出身。
陈：您父母都是老师，也教您吗？
笑蜀：哪顾得上？我爸远在外乡，又一直挨批。妈妈一个人带我们五个孩子，还要一个人教复式班（按：不同年级合组而成一个班）的所有课程，根本忙不过来。我打小就是野蛮生长。文革期间无书可读，我只好读报纸杂志。我父亲每周或半个月回家一次，带的礼品都是《解放军文艺》一类的读物，我拿到就高兴得不得了。
所以我的政治启蒙蛮早。最早印象是1971年9月林彪案发生，当时是逐级传达，从中央传达到乡村小学，已经是10月了。当时乡小（按：村小的上级是乡小）叫我妈妈去开会，但没事先告知主题。妈妈刚好生病，就叫我去。我把会议内容回家复述给妈妈听，说林彪叛逃摔死在温都尔汗，妈妈吓坏了，一巴掌打过来，以为我乱说。那时起我就慢慢对政治有了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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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您1980年去广州中山大学读历史，历史系是您的第一志愿吗？
笑蜀：当时我考分不低，心高气傲，第一志愿就填了北大，中大是第二志愿。历史系也是第二志愿。我从小就想当作家，专业第一志愿是中文系。结果取的都是第二志愿，即中山大学历史系。
陈：能否谈谈您的大学时代？
笑蜀：我刚进大学时，西单民主墙运动和以全国高校为中心的民刊运动，已接近尾声。很多高校都有自己办的民间刊物，有些是文学性的，也有很多政论性的。中山大学的刊物《红豆》我看过好几期，是学生写、学生编，还可以拿到市区去卖，那时比较自由。我体验到思想解放最后的一股春风，也算是一种熏陶吧。但我进校不久就开始查禁了，我曾经在学校食堂的墙上看到禁止民刊的官方通告。
那时我是文学青年，对读历史系是不满意的。只喜欢文学，中国文学、西方文学都读，尤其是读诗。到了大三，当局要清除精神污染。清污重点是围剿白桦的电影《苦恋》（又名《太阳与人》），但这部电影恰恰引起我的共鸣。清污让我非常愤怒，我曾气得在《解放军报》批《苦恋》的文章上到处画叉叉。我不再满足于文学，从大三开始读了很多社会政治类的书籍，尤其是苏联和东欧持不同政见者的读物。到了大四，因为想分到好一点的工作，我下了一番功夫写毕业论文，题目是陈炯明与孙中山的关系，后来发表在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的特辑“近代中国人物”上。应届毕业生能在权威学术刊物上发论文，对我是个极大的鼓励。从此我转向史学，走上了研究中国现代史的道路。
陈：毕业后您被分配到武汉医学院，教什么专业？
笑蜀：我去了武汉医学院马列课部（后来改名社会科学部），教中共党史。我教的党史是完全反着来的，跟官方说法针锋相对。但八十年代思想很解放，宽容度较高。再加上我名校毕业，又有论文在权威刊物发表，1987年还和大学指导教授合作出版了专书。这在那时不多见，所以我多少有些恃才傲物，讲课随心所欲。这种状况持续到1989年。
陈：六四之后呢？
笑蜀：学潮之前，我身边已经聚集了一批思想开放的活跃学生，价值理念相当接近。后来他们成了学潮骨干，我也跟他们一起上街、贴大字报。这在其他文科学校很平常，但在武汉医学院这种工农兵当道的学校，像我这样的老师就很少有。六四后学校搞“双清“（清理、清查），全校只有两个靶子，一个是党员，一个非党员就是我。1989年成了我的转折点，一下子摔下来，几乎掉进十八层地狱。
陈：清理跟清查有何不同？
笑蜀：清理党员，清查党外。校方对我内查外调，费时一年，还把我的学生找来揭发我，结果除了大字报和上街，没别的东西。但总之是不让我上课了，把我调去数据室当数据员。我那时很倔、很傲，不服从安排，不去数据室上班，就在家带孩子。每个月只领很低的起薪，生活非常艰苦。
课部主任看不过去，他有爱才之心，想用我。但用我要有理由啊。1990年全国反和平演变，中宣部跟教育部联合，拟了大概几百个反自由化的课题，向全国高校的政治课老师招标。凡是愿意投标的，愿意冲锋陷阵反自由化的，文章优先发表，职称、工资、奖金都破格，助教提讲师，讲师提副教授，副教授提教授。课部主任跟我说：”这是你将功补罪的机会，你领几个课题回去写两篇文章，我来给你安排发表，我就可以给上面交代，说这个同志改邪归正了。这样你就可以上课了，职称、工资所有问题都可以一揽子解决。”但我一看到那些课题，心头就升起一股火，极其愤怒。
为什么愤怒？我是教中共党史的。我一看就知道，那几百个课题好多都是在批判中共自己当初的主张。说话不算话，翻脸不认人，太过分了。
二、历史的先声
陈：您后来编的《历史的先声》流传很广。如果没有这本书，人们大概不会注意到中共当年反国民党的说词，一再诉诸普世标准的民主、自由、人权。
笑蜀：当时不像现在，现在有不同看法，可以写成文章，网上总有发表空间。当时没地方发，只能憋肚子里，憋得很难受，怎么办呢？我就有了编《历史的先声》的腹案，就是要跟“反和平演变”对着干。
我就开始泡图书馆，翻旧报纸。旧报纸不能复印，只能钢笔抄。这个过程跟挖金子、挖矿差不多，找到一篇文章就好像发现一颗矿石，可以兴奋半天，就这样花了一年多的时间。
陈：您挖掘的是哪个时期的中共言论？出处有哪些？
笑蜀：主要是1940-46年全面内战爆发前中共机关报的言论。以《新华日报》为主，包括《解放日报》。比例大概是《新华日报》占70%，《解放日报》占20%，还有10%来自毛选、邓选、周恩来选集、刘少奇选集等公开出版物。选择的标准是最能代表中共中央的，也就是中国共产党当时最权威的声音。
这个声音是什么呢？实际上就是中共作为反对党，向全国人民许下的政治承诺，即如果中共全国执政，将会如何施政？施政主题就是民主、自由、人权，并以此为据，全面批判国民党如何反自由、反民主、反人权。这就是《历史的先声》的主要内容。最初的书名叫“为自由鸣炮”。
陈：“为自由鸣炮”有典故吗？
笑蜀：这来源于八十年代武汉的一份前沿刊物《青年论坛》，其中一篇文章就叫《为自由鸣炮》，是胡耀邦儿子胡德平写的，我印象很深。
书在1992-93年编完，好多年找不到出版社。最后因为吴思、梁晓燕、徐晓、甘琦等人的帮助，曲曲折折，终于在1999年9月以献礼“建国五十周年”的名义，由汕头大学出版社出版。新书名是上海学者朱学勤取的。
陈：很快就被查禁了？
笑蜀：不到半年就被禁了。2000年2月，中宣部部长在例行的全国出版工作吹风会上，举着《历史的先声》说：这本书别有用心，用我党的文献攻击我党，代表同我党斗争的新方式。随后下达全国禁书令。汕头大学出版社后来被整顿，总编辑、社长都被调职。在北京，则是派国安去万圣书园反复查抄这书。
陈：何以查禁之后，此书反而不断流传？
笑蜀：事前我已料到会被查禁。所以，我提前在当时影响最大的时政BBS，即《人民日报》强国论坛，把内容都上传了。2000年封杀时，大多数文章都已经在网上传阅，愈封杀就愈流行。
陈：您九十年代还写了另一本书《刘文彩真相》。刘文彩的重要性何在？
笑蜀：刘文彩是四川大邑县的一个大地主，被中共定性为三千年地主阶级的总代表。中共享他来论证所谓土地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合法性，证明三千年地主阶级的所谓罪恶，说地主阶级怎么坏，看刘文彩就知道了，所以农民应该跟着共产党造反，等等。
我个人一直怀疑这案子是假的，但没有直接的证据。直到1993年，有人告诉我，大邑地主庄园陈列馆有很多当年的档案。我是做历史学的嘛，一听兴趣就来了。那个陈列馆最早叫阶级斗争展览馆。1958年毛泽东有个著名讲话，即“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四川省委书记李井泉会后回到四川，第一时间就抓了刘文彩这个典型，搞了这个展览馆，来拍毛泽东的马屁。六十年代尤其文革期间，全中国知名度最高的就两个人，一个是毛泽东，他是神；一个是刘文彩，他是鬼。鬼的存在是为了论证神的伟大。
得知陈列馆有很多档案后，我就决定去那里做研究。
陈：刘文彩1949年就死了，何以1964年之后才变成众矢之的？这跟新民主主义的关系何在？
笑蜀：刘文彩1949年10月就去世了，当时解放军还没进成都。他在1960年代变成一个靶子，是为了服务于毛泽东的核心理念，即阶级斗争为纲、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文革之后，很多其他案子都平反了，这个案子就是不能平反，为什么？既然已经把刘文彩说成三千年地主阶级总代表，一旦平反刘文彩，就等于否定了三千年地主阶级的所谓罪恶。正因为如此，《刘文彩真相》很快也享受了《历史的先声》的待遇，全国查禁。跟上次一样，这次也是中宣部部长在出版工作吹风会上，举着《刘文彩真相》跟与会者说：你们有没有人认为新民主主义搞错了？他说，这本书的要害，就是否定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合法性。
陈：这书的主要内容是什么？
笑蜀：我在刘文彩庄园住了将近一个月，啥都不干，就是看檔。重要档案尽量复制、誊写，随后就在刘文彩的家乡大邑县安仁镇，采访当地人，包括刘文彩当年的随从、医生、教师、长工等等。在档案研究和田野调查的基础上，我回去写出了《刘文彩真相》，以还原他的故事，揭示宣传部门的整个造假流程。1999年11月陕西师大出版社出版，2000年春遭全国查禁。
陈：您离开武汉医学院跟这有关系吗？
笑蜀：当然。六四之后我被停课七年，直到1996年恢复上课，待遇也慢慢恢复了，职称也评了。但这两本书一出版，我又变成黑名单上的人，学校就扛不住了。2001年底我不得不办了离职手续，去北京的《中国改革》杂志上班，半路出家进了媒体。
我一进北京，就被北京国保盯上。接下来的三年当中，国保国安骚扰不断。当时互联网开始繁荣，我在网上比较活跃，再加上北京是个大圈子，跟敏感人士的接触也令我更被敏感。杂志社受到压力，也扛不住了。2005年2月赵紫阳去世后，我因在观天茶舍发表悼念文章，被国保锁定。赵紫阳追悼会前夜，我被他们软禁了五天五夜。五天之后，国保把我押上回武汉的火车，不许我再回北京，我就没法到《中国改革》杂志上班了。
《南方周末》的朋友同情我，悄悄给我办入职手续。2005年5月我重回广州，到《南方周末》上班，这是我的另一个转折点。我在《南方周末》做评论员将近六年，直到2011年3月被迫离开。
三、维权与维稳
笑蜀：入职《南方周末》是我真正告别书斋，介入中国现实尤其介入维权运动的一个起点。维权运动从2003年孙志刚事件开始发端，但真正进入高潮是在我踏进《南方周末》的前后。那时许志永在北京组建了“公盟”即“公民联盟”，目的就是维权。同时还有山东临沂的陈光诚事件、广州番禺的太石村事件。维权运动的三大标志性事件都集中在2005年，这年简直就是维权运动的元年。
维权运动的兴起有个社会背景，就是中国的社会矛盾到了高发期。从2005年开始，每年都有超过十万起的群体性事件。
陈：最后一次公布的数字是十八万起。
笑蜀：这几年干脆就不公布了，说明局势更不乐观。
社会利益结构的全面失衡跟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是同步的。邓小平南巡之后，开启了中国的市场化进程。市场化的头几年，应该说是蜜月时代，全民都多少享受到市场化的红利。1992-93年，是知识分子下海的高峰期，国企干部乃至很多党政干部也竞相下海，他们多数都发了财。当时的社会矛盾比较少，一直延续到1999年中国加入WTO，有将近十年的缓和期。
陈：但1990年代末，国企工人大量下岗，还出现所谓的三农问题。
笑蜀：这样说吧，在全民共享市场化红利的头几年，社会矛盾少。在这个前提下，朱镕基把市场化改革集中到两个方向：一个是融入全球化进程，加入世贸组织；另一个是国企改革。国企改革导致几千万工人下岗，当然是个矛盾，但刚刚说的市场化红利太厚实了，相当程度缓解了下岗问题。几千万国企工人下岗放在今天不可想象，但当时没大事，没引起大的社会动荡，因为市场化提供了大量的就业空间，把这几千万工人多数都消化了。
世纪之交的三农问题，源头是分税制，这涉及到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按照那个财税结构，愈是下级政府，公共财政的分配愈少。当时土地财政还没起来，乡镇一级政府主要靠搜刮农民来创收，搭着农业税的便车向农民收费。农业税是国家收的，实际只占农民负担的30%不到；另外70%是乡镇政府搭便车的摊派，不摊派它们就没法生存。大概是那么一个情况。农民当然怨声载道。但2003年胡温免除农业税以后，这问题基本解决了，或至少大幅缓解了。
陈：在市场化的前十年，政权跟知识分子的关系又如何？
笑蜀：2002-03年以前，政权跟知识分子的关系也比较缓和。因为经济高速发展，有的是红利，可以用来收编知识分子，尤其是体制内的高校知识分子。一直到2002年前后，连许志永、滕彪、陈光诚这几位维权先驱，也都得过奖，都上过中央电视台，这在今天不可想象。他们选择在维权的路上走，一开始多少也是因为他们相信有空间。胡温刚上任时，表现出励精图治的姿态，包括让政治局学习宪法，给了自由派知识分子一些希望。但胡温顶不住党内压力，很快就有了学古巴、学朝鲜的表态。
陈：到了2005年，对体制内政治改革的期盼已经大致落空了？
笑蜀：最明显的转折是青岛会议。青岛会议是曹思源主办的，参与者包括朱厚泽、吴敬琏、茅于轼，聚集自由派大老讨论宪法问题。这个会议马上被打成敌对势力策划的颠覆活动，形势急转直下，政权跟自由派知识分子的关系愈发对立。于是，维权运动开始拐弯，逐渐走到了政权的对立面。政权把维权当成假想敌，谁如果坚持继续维权，就等于跟政权唱反调。我正是在这个时候进入《南方周末》。
陈：您在《南方周末》写评论和社评，跟维权运动的连结何在？
笑蜀：《南方周末》是民间第一大报，维权是它的关注范畴之一。本来我去之前《南方周末》并没有固定的社评栏目。但因为现实问题提供了大量丰富的题材，而单纯的报导又无法满足读者的需求，评论界的黄金时代就随着维权时代到来了。在这之前，《南方周末》最受欢迎的题材是调查性报导。但2002年张君案报导和2003年孙志刚事件报导遭到重挫，调查性报导变得敏感而且越来越受压制。调查性报导渐渐沉寂之后，评论就成了中国市场化媒体最受欢迎的栏目。
我刚好躬逢其盛。《南方周末》的评论先扩张成两个版，后扩张到四个版。除了扩版，社评栏目也固定了下来。我的主要任务就是编社评、写社评（叫“方舟评论”），主要针对现实中的公共问题。
陈：可否再回到“维权时代”的政经社会背景？
笑蜀：我刚刚讲1990年代是和缓期，尽管也有矛盾冲突。为什么在2002-03年之后，中国进入了社会矛盾冲突的高发期，而且愈演愈烈？我认为背后的决定性因素是社会利益结构的改变。
自1999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就开始强化一种崭新的权力和利益结构，简单说就是寡头利益结构。这个利益结构当然不是突然出现的，但它在江朱早期比较低调、收敛。在江后期逐渐得到巩固，到胡温上台以后，变得不可收拾。核心家族控制一切，完全放开了手脚，真正把中国变成了他们分肥的大蛋糕。各重要产业的上游像能源、金融诸如此类，都被他们垄断。他们往往把国企尤其央企当成他们的白手套，这些国企尤其央企都是被他们圈占的，本质上都是私有的，是他们洗钱的杠杆。所谓“国进民退”，背后充满了这种猫腻。愈是利润空间大的产业，愈是被寡头集团垄断。整个中国进入了寡头资本主义的狂欢期。
陈：“国进民退”这个词最早出现在2008年？
笑蜀：这词早就有了，但2008年以后才流行。这年遇到金融风暴，就有了四万亿，实际上四万亿都是分给大家族的，分给被他们圈占的国企尤其央企。
陈：“国进民退”肥了国企尤其央企。但在“国进”的表象下，蛋糕大都被寡头分食，这是您的意思吗？
笑蜀：当然。华能公司名义上是央企，但实际上是家族控制的，这是最经典的例子。他们把中国的江河湖海几乎全霸占了，尤其西南地区，梯级水电站都修到了西藏高原。几乎每一滴地表水都装进了他们的管道，为他们发电赚钱，导致原有地表干枯，生态急遽恶化。太子党控制金融更是时尚，国家开发银行就一度由陈云儿子陈元控制。薄熙来在重庆，为什么市政建设那么漂亮？因为他有钱啊，钱从哪来？薄熙来跟温家宝关系很紧张，很难从国务院拿到钱，就通过大家族之间的交易，从陈元控制的国开行弄来很多亿。这些都是寡头控制国家经济命脉的实例。寡头控制各大产业的上游，把民营企业的命根子都掐住了，民企就只能从事各大产业的下游，而下游附加值最低，实际上都血汗化了，都是给上游的寡头打工。我把这种寡头主宰的所谓市场化，叫做“下半身的市场化”。
陈：在寡头资本主义的格局下，还产生了哪些社会矛盾？
笑蜀：这个话题谈不完。但比方说，民营企业被挤压到最低谷，国企尤其央企的就业容量又很小，这就导致大学毕业生的就业难。同时又高校扩招，应届大学毕业生越来越多。尤其二本三本的大学毕业生，往往毕业即失业，相当比例变成了蚁族。再比方说，进城农民工的二代三代，既不愿意回家乡种田，在城市也找不到自己的归属，又不愿像父辈那样吃苦耐劳、接受低工资高强度的劳动，于是多数变成游戏厅里的浪荡少年。
中国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都公司化了。连中央政府的各部门都公司化，地方政府更是如此。地方政府及其各部门，变成了总公司、分公司、子公司等等，权力就是他们最重要的资本，都用权力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都成了利益主体。政府与民争利的情况层出不穷，矛盾冲突大都由此而来。
我刚刚谈到的城市矛盾，一个是大学生蚁族，另一个是集中在城市的农民工二代。他们是未来可能的社会大动荡的火种。相对来说，农村地区还是相对平静的，尤其免了农业税之后，加上有限的农村福利政策，例如低保、医保。虽然福利很少，但在中国历史上，农民从没得到过福利，现在有了一点点，农民就很容易满足。但在城镇郊区，农户拆迁的冲突就比较多，这大概占农村群体性事件的七成左右。
陈：中共应付维权的主要手段就是维稳，您如何界定维稳？
笑蜀：维稳是维权的对立物。中国没有法治，没办法通过法治渠道解决利益结构失衡导致的社会冲突，于是就诉诸高压维稳。实质上是得罪不起权贵寡头，就只好得罪老百姓。比如说拆迁，很多地方法院都接到政法委的文件，或是同级党委的文件，说这些纠纷法院不得受理。法院在社会矛盾冲突面前干脆关门，司法救济走不通，总得靠其他办法来解决，那就靠维稳。
维稳手段大致有两种：一是利益赎买；一是暴力维稳。用他们的话讲就是，人民内部矛盾用人民币解决；如果你只是利益要求，而且要求不高，那就用利益来摆平你。如果不能用人民币解决，或如果要求太高，当局不愿满足，那就不是人民内部矛盾，就动用不受法律约束的暴力维稳。
另一种情况是利益要求变成了权利要求，这当局绝不许可，一定压制到底。你可以跟我要钱、要物质赔偿，但不能说这是你的权利。谁讲权利谁就是刁民，甚至是政权的敌人，就要用专政的办法，也就是暴力维稳来对付你。
陈：所谓的维稳体制从何时形成？
笑蜀：当中国进入维权高潮之后，同时也进入了维稳时代。维权高潮发生在2005年。来年2006年周永康接任中央政法委书记，中国就开始形成一个庞大的维稳利益集团。
今天众所皆知的一个现象是，中国的维稳经费年年高涨，从2010年开始超过军费。某种程度上，天价维稳成本就是维稳集团的部门利益。他们需要制造越来越多的矛盾冲突和敌人，来证明维稳和维稳集团的重要性，以便从不断高涨的经济红利当中分到更多蛋糕。说白了是借敌自重，最后的结果就是矛盾越来越多，敌人越来越多，同时维稳的利益越来越大，维稳部门的权力也越来越大，包括控制舆论。形成一个恶性循环。
陈：在何种情况下，利益要求会发展为显性的民权或权利要求？
笑蜀：维权意识通常有一个变化过程，就是从初级阶段到比较高级阶段的变迁。刚开始大多是出于直接的利益冲突，当事人原本可能并没有权利意识，也没想到自己会变成维权人士。如果利益没有受到剥夺或直接的侵犯，基本不会闹事。维权刚开始都是被动的。比方说，重庆钉子户为什么要跑到楼顶上挥舞国旗抗议？因为他的房子马上要强拆了，否则他不至于这样。如果你不拆我的房子，或拆迁补偿能让我满意，那我就算了，这是刚开始。这是老一代的要求，主要都是利益取向。有些能够用人民币摆平，有些用人民币摆不平，摆不平的怎么办呢？案主就上访。由于地方法院通常不受理，就去找更上级的政府，还不行就一路上访到中央。
这么一来，上访的队伍就如滚雪球愈滚愈大，这是维稳的第二层对象。维稳的第一层对象大都是征地拆迁的直接受害人，或环境污染的直接受害人，这些人通常先去找地方政府。维稳的第二层对象是那些没被摆平的、不服气的，要去找上级政府讨公道或打官司的。于是，全国出现了规模越来越大的上访潮。极盛时期，北京有十多万上访的访民，国家信访局门口每天大排长龙。后来中央政府觉得烦了，便要求地方政府就地解决，而且建立了一个量化的登记制度。哪个省、哪个市、哪个县，到北京上访的人多了，就一票否决，地方官就不提拔了，严重的甚至直接免职。这逼到地方官员纷纷“截访”，就是用暴力剥夺访民自由，不让去上级政府或北京上访。如果有漏网之鱼到了北京，地方官员会想方设法在访民进入信访局之前，及时拦截或绑回去。这是第三层维稳。
所有这些维稳对象，刚开始都是利益要求。但当类似冲突多了，尤其访民之间交流多了，发现这是普遍现象之后，很多访民就开始自身转型。从原来的利益要求，慢慢就导致了权利要求的萌芽。他们开始意识到北京跟省里、跟基层政府其实一样黑，甚至更黑。意识到这并不是哪级官员的问题，而是制度的问题，是权利得不到保障的问题。部分老访民慢慢觉醒，甚至向民主人士转化。
陈：年轻一代的权利意识要更强？
笑蜀：新生代的权利要求比起上一代，进步太多了。就拿年轻工人来说，他们不仅仅要求相对公平的薪资，而且要求更人性化的工作环境。比方说，富士康工人跳楼并不是因为收入问题，他们的收入相比同类企业严格说不算差，但不能忍受那样的工作环境，认为不人性化，太孤独太压抑，就跳楼了。再比方说，最近一年多来在广东和湖南很多地方，工潮迭起。这些工潮最重要的要求跟过去不同，不是工资不高的问题，而是争取稳定的、普遍的社会保险。在广东和湖南，只要有工潮就有维权律师介入协助。维权运动随着中国社会的发展变化，正不断纳入新兴的权利要求。
（注：本文作者陈宜中，中央研究院人社中心研究员，台湾《思想季刊》编委。研究兴趣在当代政治哲学以及社会主义思想史。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本文责编 霍默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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