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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方大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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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T 异域堂 烂泥糊不上墙的王彪子使薄贝勒功亏一篑



我相信“性格决定命运”的算命说，但是这回却是王彪子的性格“决定”了薄贝勒的官运。
俗话说“编筐编篓全在收口”，眼看着唱红打黑就要圆满收口，薄贝勒即使进不了18常，起码也是京城副总的位子，那时凭着重庆这个红色根据地的资本，加上毛泽东思想的“嫡传”封号，就算当不上一品宰相，也是“影子内阁”的首辅。
可惜不足与谋的竖子王立军，脑袋里没有一点政治，目光短浅，心胸狭隘，又灌进了太多的江湖义气的酒精。不知道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不懂得再好的碧玉也有瑕疵的道理；何况干的本来就是无本生意，全凭舌灿莲花，官媒护驾，心狠手辣，明抢暗夺才打下这个左派共主的营盘，已经到了“软着陆”的火候，他却小不忍乱了大谋。
试想，副部级的干部都是国安“保护”的对象，不像随便一个马仔可以轻易随主子进京。况且出身江湖的王立军那些狐朋狗友虾兵蟹将们哪个没有一屁股屎，虽然都给了弼马温的爵位，究竟都是空手套白狼惯了的狠角色，迟早会因为贪心不足蛇吞象，出个破绽就会火烧连营。所以薄贝勒为了后院不着火，进京之前先收拾一下那些狐假虎威的“火种”，再把王立军安顿到风口浪尖之外，即使将来有算老账的来“找茬”也可以舍兵保帅拿“处理过了”去搪塞。
这种深谋远虑的安排，是只可意会不能言传的“潜规则”。因为“漏了”就不灵了。王立军虽然知道自己迟早是人嚼过的泡泡糖，也肯定知道薄贝勒在一定时期内还必须保护他的道理；但是却不知道中共上层是护权无是非的，也不懂得美国的利己的价值观，却心存天真的以为如果他到了美国会“奇货可居”，如果他投诚胡锦涛会将功折罪。其实，他不知道在外界眼里他只是薄贝勒的家奴，其本身是没有价值的。他也不知道他所“掌握”的秘密，对这些国之巨贾来说“都是小菜”。谷开来的贪腐不会比贾夫人多多少，薄瓜瓜的炫耀也未必超过郭美人，到了政治局，这些都是无伤领袖们大雅的鸡毛蒜皮。
但是，王立军的夜探“美国门”，却彻底动摇了薄熙来“打黑”的根基。这块嚼过的泡泡糖现在是死死地黏在了薄熙来的脸上，使薄贝勒“破相了”。
现在王立军应该真的精神病了。因为唯有一病才能遮百丑，落得大家都好看。
嗨，一声长叹；难怪老人常讲“烂泥糊不上墙”。或许真是人在做天在看的报应，机关算尽太聪明的薄贝勒，临18大入常门一脚，却踢到了“美国门”上。如果薄一波在天之灵也有感应的话，一定会揉着肋骨说“这就是命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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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T:（ 也是议论薄贝勒的）薄熙来不懂政治，二愣子一个

作者 润涛阎

本来没计划写这个，只是回答网友电邮的提问，贴在这里更好一点。

回答“薄熙来会不会绝望后来个政变”的提问。

答案：不可能。就不是说他没有这个胆子，而是说他没有这个能力。

就算他在昆明不走了，驻扎在昆明的14军将领也绝不会听他的指挥的。虽然14军是他老爹薄一波建立起来的。

薄熙来有今天的位子，还是因为他爸是开国级别的大佬。邓小平二野里的主力14军，就是薄一波在山西以阎锡山的名义创建的所谓抗日武装，14军后来归了刘邓。邓小平对薄一波还是给足了面子的。要不是薄一波找邓小平要求胡耀邦下台，换成别人，邓小平会认为在拆他的台。薄一波恩将仇报把胡耀邦干掉了，彻底暴露了他毫无恩义的一面。其实，薄一波怎么对待他的恩师阎锡山的，大家都清楚，只是看在国共两党的立场上原谅了他而已，但对他的人品没有人会点头的。薄熙来绝对是他爸薄一波的儿子，不需要DNA鉴定，因为性格符合“有其父必有其子”。文革薄一波挨斗时，就是薄熙来把他的肋骨打断三根。这可是薄一波亲自说出来的。一九八三年杨秉城在北京西山党校与薄一波聚首长谈，薄一波和杨秉城感慨地说： “文化大革命中拣了条命，别说人要整死咱们，江青一宣布我是叛徒，连我儿子小熙来也给我一顿铁拳，把我打得眼前一黑摔倒在地上，这个狠小子，又照前胸踏了我几脚，当时就有三根肋骨被踹断，看他这个六亲不认，手毒心狠连他爹都往死里整的样子，这小子真正是我们党未来的接班人的好材料。今后肯定会有大出息。”见杨光《我所经历的历史故事：刘少奇叛徒罪是这样被认定的》。

如果14军的军长是薄熙来的朋友，他就不该在这个时间去那里。想学蔡锷北伐？那是绝对没谱的事。蔡锷当年从云南起兵伐袁世凯，立刻得到全国响应，因为袁世凯要回到终身制把大权将来交给儿子袁克定。可胡锦涛很快就下台了，也没把权交给儿子的打算。伐胡锦涛不可能有追随者。伐习近平？人家还没上台呢。习近平的爸爸人品不是你爸薄一波那样子的，习仲勋算是一条有情义的汉子，当面斥责邓小平和你老爹薄一波搞宫廷政变干掉胡耀邦。虽然习近平没有任何政绩，但老家伙们对他放心。

武装叛乱要有口号才能打动全国军民的心。你薄熙来唯一的口号就是反对专制，但你在重庆这么多年没有搞基层民主逐步扩大试验。如果从县级开始，民主选举，一步步扩大，如果社会稳定，铲除了腐败，那你就有资格大闹了。可你搞什么“唱红打黑”，唱红就是把社会往回拉，拉到毛泽东时代。

更愚蠢的是：你在重庆搞唱红打黑，你跟胡锦涛温家宝商量了吗？从心理上讲，这明显是搞独立王国。你应该打的旗号是“和谐重庆”，在这个旗号下搞打黑。你有什么资格公开挑战党中央？

所以，薄熙来干了很多愚蠢的事：

一是打出“唱红打黑”的旗号，等于另起炉灶。二是跟下属王立军闹翻，以后谁会给你卖命？三是在此时去14军所在地昆明视察。至于当年咬烂模特于梅的乳头的传闻，不论是谣言还是真事，都是小事一桩，不影响你的政治命运，只要你老婆不在乎就行。当今的中国，不能要求太高，否则，就得进口政客才行。

薄熙来的政治生命很快就结束了，不会让他在重庆那个地方搞独立王国式的唱红打黑了，把他弄得北京更容易看管起来，给他个政协副主席人大副委员长之类的虚职完事。我不明白的是：谷景生为何把有才有貌的女儿谷开来嫁给把自己亲爸三根肋骨打断的忘恩负义的人。谷景生应该懂得：人品远比金钱地位重要。就因为名字上都有个来字？还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

上层就是根据薄熙来无情无义的特点才挑拨他与王立军的关系，比如口头告诉他王立军不能跟他一起进京，他就当机立断把王立军抛弃。双方都没想到王立军棋高一筹跑到美国领事馆去了，这下好了，没人胆敢杀掉王立军了。

说起来共产党的高官也够可怜的。除了李先念等极个别人外，都被运动整得惨不忍睹，有的死无葬身之地。毛泽东的老婆也为毛泽东当替罪羊而上了绞刑，还是自己给自己套上去的。就连给共产党卖命的王立军到最后选择的也就是“好死不如赖活着”而已，他还算是聪明透顶的。别看他们豪车豪宅、灯红酒绿、美女如云，内心里恐惧得很，把孩子都送到美国，自己也拿着数本护照随时想逃跑。梦里都琢磨万一被抓怎么去美国领事馆逃命呢。选国家接班人唯一的条件就是不折腾，别把富二代送入地狱，越平庸就越放心。等习近平当政，热闹就会更大。下文分析一下习近平当政后的局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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薄从头到尾都是个十足傻B, 谁都无法保证王不去美领馆就没事。共匪的事根本无法预测。王若不去美领馆，可能被整死都没人知道。

共匪已经对王下毒手。他总不能傻B站那里毫无动静吧？

薄唱红完全是着败局。得罪最多人。共匪怎可能容忍毛上台共他们的产？

薄从头到尾都是个十足傻B。跟他的人几乎全是底层白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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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哈，鲜花卖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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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帖]张维迎：中国距离市场经济还有200年

网易财经2月4日讯 2012年2月4日-6日

2012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第十二届年会在黑龙江召开。本届年会的主题是“市场的力量纪念邓小平‘南巡’二十年”。著名经济学家张维迎在会上称，吴英案说明中国距离市场经济还有至少200年。因为中国经济是建立在特权的基础上，而不是建立在权利的基础上，也就是说我们并没有建立起市场经济真正的基础。

张维迎称，在一个特权社会中，很多企业家不是在创造财富，而是在掠夺财富。吴英被判死刑意味着中国公民没有融资的自由，意味着融资是特权不是基本权利，意味着建立在个人基础上的产权交易合同仍然得不到有效的保护，意味着中国人的企业家精神仍然收到摧残，说明我们还不是真正的市场经济。

张维迎在会上发表演讲称，“非法集资罪”是一条恶法，与当年的“投机倒把罪”没有两样。

“当年邓小平保护了年广久，今天邓小平已经不在了，没有另一个邓小平来保护吴英了，所以我也呼吁各位我们的企业家，我们的政府官员，我们的媒体多多的关注吴英案。”张维迎在演讲的最后呼吁。

以下为演讲实录：

张维迎：我要讲的题目是如何建立市场，从特权到产权。我们最近知道一个很有影响的案子，就是吴英案，他向11位亲友集资7亿资金，被判处死刑，这样的事情在西方市场经济中会发生吗？现在肯定不会，但是过去也会。好比在17世纪的时候法国路易十四时代，一次性就杀了16000多个企业家，他们的唯一罪状是因为他们进口了棉纺织品，制造了棉纺织品，而这违反了当时的财政部长COLBERT的产业政策，由此看来我们市场经济要多元，至少有三百年，至少有两百年，因为我们的经济是建立在特权的基础上，而不是建立在权利的基础上，也就是说我们并没有建立起市场经济真正的基础。

那么市场的基础是什么呢？我想就三点，第一是自由，第二是产权，第三是企业家精神。自由是我们人类追求幸福的基本权利，他是一种基本的人权，就如同生命一样，不经正当程序不可剥夺的，我们需要自由，因为没有自由我们就难受，就像不让我们吃饭、喝水、不让我们上厕所一样，对自由唯一的限制是不侵害他人的权利。自由，从积极的方面来讲，就是每一个公民都能够利用自己的智慧、知识、技能、劳动，自主地决策，改善自己的生活，实现自己的梦想，从消极的方面讲，每个人都不受他人的奴役，有权力保护自己的利益不受侵害。

所以在一个每个人都享有充分自由的社会当中，我们人与人之间只有通过自由的合作才能够完成交易，也就是说每个人只有为个人创造财富，才能自己获得收入，只有让个人幸福自己才能够幸福，这是我讲的市场的逻辑，而且只有自由才有竞争，只有有了竞争我们才有了创新，而只有有了创新我们的社会才能够真正的进步。在这个意义上，自由和市场是同一个含义，如果一个人拥护市场而不赞成自由，我觉得他是矛盾的。如果一个社会没有自由意味着一部分人可以强制另一部分人，剥夺另一部分人，这就是强盗的逻辑。在没有自由的时候也有争斗，没有自由，就只有斗争，计划经济下我们有好多的斗争，但是没有竞争，斗争是毁灭财富的，只有竞争才是创造财富的。

我必须强调一点，自由是一种基本的权利，不是特权，它是rights，不是特权，所谓权利就是理通天下，每个人都平等的拥有，而特权，它是凡事对人，一部分拥有，另一部分没有，权利是不可任意剥夺的，但是特权可以给你，也可以剥夺。所以我们看古希腊，古罗马共和国都有所谓的自由，那个是特权，不是权利，因为只有一部分人享受它，但部分的奴隶享受不到，再一个特权盛行的社会当中，不可能有真正的市场经济，好比你进入什么样的产业，生产什么样的产品，成立什么样的组织，包括制造业、金融，甚至你成立基金会，成立大学，这其实都应该是每一个公民应该自由享有的权利，但是我们知道在我们国家现阶段这些仍然都是特权，而不是权利，比如你要创办一个企业，你有好多审批的程序，只有一部分人最后能够成功，另一部分则成功不了，特别是我们的产业政策，使得我们在歧视着相当一部分企业家去创业，有关系的人可以得到审批进入这个行业，没有关系的人进不了，我们最近看到决定拿出150亿支持微小企业，但是如果我们想一下如果我们的公民有自由成立经营机构的权利，我们需要政府拿出这150亿吗？我想是不需要的，这150亿最后到了谁的手里，最后也是一种特权，而不是真正的权利，而且我们还有很多创办非盈利机构，是没有自由的，比如你要成立一个基金会，不论你有多少钱，你首先要找到主管单位，而主管单位基本上都是政府和政府附属部门，不是你想干好事儿就可以干好事儿，因为你得不到批准，这个好事儿也就没有办法干。

我这里讲的不是说任何一种行业组织不需要有最低的、必要的一些门槛进入，任何的限制都是非人格化的，也就是说对所有的人是一视同仁的，不论你的家庭背景，你的出身，你所有的单位，都应该是一视同仁，但是我们国家所有这些限制都不是一视同仁的，是人格化的，仍然是有特权，一个经营机构，如果你认识吴晓灵，认识刘明康主席，你得到批准的可能性就大大的提高，所以这就是一种特权，而不是权利。

我特别强调一点，思想市场的重要性，人类以自己的智慧和理性探索真正的市场，是市场经济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我们有科学的进步，才能够有技术的进步，我们拥有思想市场，意味着任何思想都不应该取得垄断地位，我们看到美国之所以成为最具创新能力的国家，为什么？因为它明确规定，这个国家不能有国教，这个国家不能以任何的法律限制言论自由、出版自由。但是我们看一下中国的言论，我们的出版，仍然是特权，而不是权利。

如果你要办一个出版社，你要办一个杂志，你要得到批准，这是很难的，除非你有非常特殊的关系，事实上就我所知，过去十多年里面，我们的新闻出版署不再扩大任何期刊号，所以大量的学术研究活动没有办法进行，更不要说我们根本没有办法成立好多的自由的学术团体。没有思想市场的经济不是真正的市场经济。

第二，市场的基础是什么？是产权。产权某种意义上是一种人权，它是对我们自由的保障，如果一个社会不能保护私有财产不可侵犯，我们老百姓不可能有真正的自由，产权也是我们社会秩序的基础。我们的社会之所以能够有一定的秩序，就是由于我们大家相互尊重产权，如果不信，我们看一下，如果一个超市里面，谁都可以进去乱拿东西的话，那么这个超市马上就会混乱。

产权也是我们道德的基础，道德的基本要求就是不损害他人。只有我们尊重个人的权利，我们才必须通过为个人创造价值而获得自己的收入，我们才能真正成为有道德的人，我们看不到一个社会不尊重产权的情况下，可以有很好的道德，虽然我们国家目前道德的衰落很大一个原因就在于我们没有能够很好的尊重个人的权利，个人的财产。产权也是我们社会信任的基础，如果没有产权，没有企业考虑长远，我们就会看到大量的坑蒙拐骗，我们市场上买的大量的东西就没法被信任，产权也是我们创新的基础，因为只有企业家，只有每个人对自己获得的东西充满了信心，他才会愿意投资，他才会愿意花几年，甚至几十年的时间去追求一种新的非常具有不确定性的东西。我要强调无形资产的产权同样的重要，像我们国家目前对有形资产的保护，现在还好一点，对无形资产的保护是最糟糕的。

既然都不是新的理论，我举一个重实际的神学家威利姆，他就讲过这样的话，私有产权是一项先于主权的法律权利，统治者不可篡夺被自己统治的财产，政府的主要职责之一就是保护私有财产制度，13世纪罗马的大主教Giles就讲过，权力机构的职责是维护正义，不允许任何人伤害他人的人身和产权安全，让每一个公民和诚实的人都可以享用自己的财物。对政府产权保护一个重要的限制约束，就是对政府征税权利的限制，如果没有对政府征税权利的限制，我们不可能有真正受到很好的产权制度保护，中国企业家论坛的岑科研究员说过一句话，不受限制的征税就是掠夺，1215年英国《大宪章》，约束国王的征税权，也就是说国王不能任意的征税，还要强调一点，国有企业所拥有的特权本身就是对产权一种严重的侵害。

第三个基础，谈一下企业家，企业家他是市场当中的灵魂，市场本身就是企业家不断创造和创新的过程，没有企业家可能有交换，有物的交换，也有简单的产品交换，但是不会有真正的市场经济。企业家是嗅觉灵敏，有进取精神，善于创新，能吃苦，敢冒险的人，我们人口当中，自然人的比重是相对比较少的，所以他们的精神和能力，能不能够有效的发挥出来，在决定着我们这个社会创新的速度，决定着我们社会财富增加的速度。

过去200年人类的历史，可以说在企业家能力，企业家精神的推动下取的，中国过去30年的发展，也是由于发挥了企业家的作用，我们才取得了这样大的成就。所以任何阻碍企业家创新的政策都是反市场的。计划经济最基本的特征就是阻碍企业家精神发挥作用。限制企业家活动最大受害者是谁？是普通的老百姓，是消费者，企业家所有的东西都是伺候人的东西，如果我们不允许谷歌进入中国，真正受到伤害的是数亿的网民，而不是谷歌公司本身，如果一个社会自由不足，产权得不到保护，特权盛行，政府控制的资源太多，企业家的活动就可能被导致寻租，而不是为消费者创造价值，我要特别提醒一下，并不是所有被称为企业家的人都是在创造财富，在一个特权盛行的社会当中，会出现很多强盗性的企业家，他们在掠夺财富，而不是创造财富，我们也要防止中国的企业家，包括民营企业家既得利益化，任何一个制度都会有成功者，某些成功者可能就会有很大的积极性去维护这种制度，而不是推动这种制度的变革。

我总结一下，市场的三个基础，自由、产权、企业家精神，如果公民不能够充分享有言论和行动、创业的自由，如果私有财产权利不能得到有效的法律保护和文化保护，如果企业家精神得不到有效的发挥，我们不可能建立真正的市场经济！

我们改革的路还很漫长，计划经济本质上是强盗的逻辑，中国过去30多年的改革，就是逐步从强盗逻辑走向市场的逻辑，邓小平20年前的南巡讲话的基本精神是什么呢？就是给中国民众更多的创业自由，赚钱的自由，鼓励企业家精神的发展，调动中国人的创业精神，这就是为什么在92年之后中国经济出现了高速的发展。我们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但是我们仍然是一个特权基础的经济，而不是权利基础上的经济，西方世界过去200年的进步就是把传统生活当中只是少数人享有的特权，变成普通大众的基本权利，但是我们仍然是特权大于权利。

所以我们最后回到吴英案，吴英案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中国公民没有融资的自由，我们在中国获得融资仍然是一种特权，而不是一种基本的权利，意味着在中国建立在个人基础上的产权交易合同仍然得不到保护，吴英案，就是11个给他借款的人都不承认自己被骗了，吴英在被捕之后，他的财产在没有得到本人同意的情况下就被强制拍卖了，这本身也是对财产权的不尊重。吴英案例也意味着我们中国人的企业家精神仍然在受到不同程度的摧残，非法集资是一个法律，但是应该说这是一个恶法，它和当年投机倒把罪没有什么两样，我记得在早年的时候，我们人民银行有一个概念，叫做体外循环，凡是不归人民银行管的都叫做体外循环，都要打击，但是现在我们有进步，不再打击体外循环了，但是非法集资的概念是一个很重的帽子，它可以扣在任何人的头上，社会会有欺诈，我们用欺诈罪都可以解决这些问题，不需要用一个非法，法律本身不需要用非法这个概念，法律本身对什么是合法的，什么是非法的，写清楚就可以了。

当年邓小平保护了年广久，今天邓小平已经不在了，没有另一个邓小平来保护吴英了，所以我也呼吁各位我们的企业家，我们的政府官员，我们的媒体多多的关注吴英案。因为吴英的死刑是对中国改革倒退，如果吴英的集资应该被判死刑，我不知道还有多少人不应该被判死刑。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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鸡巴斯坦，又在楞充大尾巴鹰？千亿欧元援欧的中国外贸危机：穷汉救富翁？

继本月初德国总理默克尔进行为期3天的访华后，2月14日，中国与欧洲的领导人再一次约会。

新华网报道，国务院总理温家宝14日在人民大会堂与欧洲理事会主席范龙佩、欧盟委员会主席巴罗佐共同出席第七届中欧工商峰会，会后，温家宝在公开讲话中强调，中国在考虑通过欧洲金融稳定基金和欧洲稳定机制等渠道更多参与解决欧债问题。

中国是否对欧元出手援助的问题已经有了相当明确的答案。

而彭博社则在此前引述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袁钢明的话说，中国可能很快就会采取行动，最高可能向欧洲投资1000亿欧元，帮助欧洲化解债务危机。

这引起了相当的反弹，因为在不少国人看来，1000亿欧元仍是一个庞大的数字，何况是投向富裕的欧洲，更有穷汉救富翁之嫌。

“其中有些误解，1000亿的数字并非我所提出的，而是我们在内部讨论时另一位学者的看法。我个人认为中国投入500亿欧元参与欧洲金融稳定基金(EFSF)是没有问题的，事实上在欧债危机方面中国能动用的钱远比1000亿要多，但欧洲未必会愿意让中国投入这么多。12日，袁钢明接受时代周报专访时强调，在他看来，中欧双方的共识将很快达成。

另一方面，刚刚公布的1月份进出口数据出现了26个月以来首次的双负增长，出口同比下降0.5%，进口同比下降15.3%。袁钢明认为，这表明欧洲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已经显现，救助欧洲已经刻不容缓。

外贸危机已经到来

“目前的情况与2008年11月的情况非常类似，当时也是进出口额突然同时出现负增长，出口同比下降2.2%，进口同比下降17.9%，对外贸易几年来一直贡献3%的经济增长，如果2月份情况持续，就意味着危机的到来。袁钢明说。

商务部部长陈德铭2月9日接受彭博社书面采访时表示，1月份的出口情况并不乐观，“外贸企业尤其是小微企业经营压力加大。

根据海关总署的数据，出口负增长很大部分来自于欧元区，如对德国、法国的出口额分别同比下降6.3%和3.7%，对意大利的出口额同比更是大幅下降28.2%，而意大利则一直被认为是近期最有可能爆发主权债务危机的最大国家。

而欧元之外的英国，中国1月份对其出口同比增长8.9%，欧债危机对外贸的影响已非常明显。

但在不少市场人士看来，对外贸数据的解读还应保持谨慎，因为今年的春节假期在1月份，而去年则是2月，这使得同比的数据很难进行有效的对比。

如兴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鲁政委预计，外贸负增长不会持续，2月份进口和出口的同比增速都将大幅反弹至15%以上。

“在对宏观经济进行分析时，我们一般是综合1、2月两个月的数据进行对比，但排除节假日的影响之后看，今年1月份的数据下降幅度也是不正常的，毕竟去年12月出口增长13.4%，进口增长11.8%。在袁钢明看来，欧债危机继续发展，加上去年11月份以来国内增长的放缓，如果不及时调整，内外交困的局面将会在年内出现。

毫无疑问，如果欧洲能够稳定下来，将大大减缓对中国的冲击。

中国极可能出资EFSF

2月初德国总理默克尔的来访被认为打开了中欧合作解决欧债危机的大门。

“我想讲个笑话，在2月3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与默克尔共同出席的中德企业家座谈会上说，“最近欧洲发生债务危机，中国表示愿意和德国乃至整个欧洲加强合作，应对债务危机。于是有人提出来，中国是不是打算买断欧洲。其实这完全是一个不符合现实的笑话。我可以明确地告诉大家，中国没有这样的想法，也没有这样的能力，也没有这样的胃口能买断欧洲。

温家宝还引用数据来说明，他说：“目前中国企业对德国的投资，只相当于德国企业对中国投资的十分之一，因此我们还是刚刚起步。而且我觉得这种相互投资，完全是互利的，而且是严格遵守相互之间的法律的。

在会见默克尔后，温家宝表示，中方有关部门正在对中国通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出资的具体方式，以及通过欧洲金融稳定基金(EFSF)和欧洲稳定机制等渠道更多参与解决欧债问题，进行研究和评估。

“解决欧债问题最重要的就是现金流，单单是小国希腊就需要3000亿欧元，而意大利这些国家更是以万亿计，所以欧洲国家肯定是希望拥有最大现金流的中国参与进来。袁钢明解释，参与解决欧债问题并不是直接在市场上买欧债，而是通过特定的机制来进行。

在不少人看来，就算仅仅是从财务上考虑，购买危机中的欧债存在贬值的风险，但袁钢明并不这样认为。

“中国参与解决欧债危机可以通过欧洲金融稳定基金(EFSF)和国际货币组织(IMF)两个渠道，参与EFSF对中国而言更有吸引力，购买EFSF之后，中国可以要求欧洲稳定机制(ESM)的股权，成为欧元区外唯一的出资国，能够明显提高政治影响力。袁钢明说。

目前，ESM的认缴资本总额为7000亿欧元，而EFSF的规模则为4400亿欧元。

“欧元区国家在ESM的出资额一般也就是300亿-400亿欧元，中国作为欧元区外的国家，比例不会很高，这是我估计中国会出资500亿欧元的理由，因为EFSF根据国家在欧元区影响力大小来分配出资额，跟IMF类似，出资额大小决定了一国在欧元的影响力，所以法、德也不会同意中国出那么多钱。袁钢明认为，从这个角度来考虑，欧洲的邀请对中国来说是个非常好的机会，不仅能够拉近双方的距离，而且话语权明显提高。

但仅仅中国的500亿欧元是否就能完全解决欧洲的问题？

“500亿欧元的规模并不大，但会给市场一个非常好的信号，因为中国是拥有外汇储备最多的国家，只要中国愿意参与，资金将不成为问题，提振信心之后，局面有望改观。但袁钢明同时认为，稳定住欧元并不等同于问题的解决，“我认为目前的欧元体制就是错误的，欧元区国家有独立的财政却没有自己的中央银行，没有自己的货币政策，无法根据经济状况对货币量进行调节，出现问题是必然的。

与目前欧洲加强财政纪律的做法相反，袁钢明认为反而应当放开财政约束，让危机国家扩大需求来解决危机，这使得袁钢明对欧债危机的看法颇为悲观。

市场经济地位问题不再提及

中欧双方曾经一度失去联手解决欧债问题的机会。

在去年10月底，EFSF首席执行官克劳斯雷格林曾专程来到中国与财政部、人民银行的官员进行会谈，目的便是游说中国参与购买EFSF债券。

财政部副部长朱光耀当时在会见雷格林后介绍，雷格林此次访问中国主要是从专业上探讨如何使欧洲金融稳定工具能够既符合欧元区自身的利益，又能够最大限度地提高该机构的杠杆效用。但他同时委婉地表示，欧洲金融稳定工具就这个新的政策工具的设计需要广泛听取意见，最终形成专业化的框架设计还需要时间。

这意味着中国对购买EFSF债券的问题有更多的诉求。

但雷格林却多次直截了当地申明，欧洲金融稳定工具和中国没有“特殊交易。

访华期间，雷格林在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进行演讲，与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咨询委员会委员、清华大学讲席教授李稻葵有过激烈的交锋。

李稻葵当时直接问道，“EFSF正准备设计的投资工具是否向投资者提供质押，甚至投资者是否有可能在2013年把他们的投资转为欧洲稳定机制(ESM)的股权？

“欧元区没有这样的设计，投票权只属于17个成员国，中国作为投资人的影响力可以通过IMF施加影响。雷格林当时依旧排除了中国参与欧洲稳定机制的可能。

但更大的分歧在于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

面对欧洲人的EFSF债券要约，中国曾多次要求欧洲国家承认中国完全市场经济地位和放宽对华高技术出口限制，但始终没有得到明确回应。

“附加政治条件使得双方不欢而散。在欧洲人看来，中国的要求类似于趁火打劫，这是高傲的欧洲人无法接受的。袁钢明回忆，“清华经管院的演讲中，雷格林直率，大意是，别以为欧洲出了问题，欧洲就不行了，欧洲完全有能力自己解决问题，欧洲还是很富的。

但本月温家宝与默克尔、范龙佩、巴罗佐会谈后的讲话中，“市场经济地位问题均没有被提及。

在欧债问题上，中国似乎更多地从出资人权益的问题来考虑，当初被雷格林拒绝让中国参与的欧洲稳定机制，已经成为中国“考虑参与的选项之一。

促使双方再次达成默契的是月初默克尔在中国的访问，欧债问题显然是默克尔的重点。

而据中投董事长楼继伟透露，除了政府沟通之外，默克尔访华期间还曾要求中投公司和其他投资者购买意大利和西班牙债券。德国对中国资金的期待可见一斑。

“一方面，德国是欧洲最大的国家，对欧债问题负有最大的责任，但另一方面，德国的传统一直是遏制通货膨胀，严格控制财政支出，德国民众并不愿意德国出更多的资金来援助其他国家。这使得德国比任何一个国家都希望中国对欧洲进行支持。袁钢明分析，“但中国的改变更为重要，中国已经意识到援助欧洲不仅是为了避免经济衰退，更是参加欧洲事务，减少双方隔阂的极好机会。

欧债危机中，由于欧洲的资产价格大幅降低，中国企业对于投资欧洲跃跃欲试，三一重工收购德国普茨迈斯特、山东重工获得法拉蒂集团75%控股权、国家电网收购葡萄牙电力逾两成股份。

如果最终达成协议，中国的出资不仅在财务上可以获得收益，更能够使企业在欧洲获得更多的投资机会，远比用外汇购买美债的价值大得多。袁钢明说。

种种迹象表明，中国出资欧洲已成定局，剩下考虑的只有方式和出资额的问题。

2月15日早上，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与来访的范龙佩、巴罗佐在对外经贸大学就欧洲货币的话题进行了同台演讲。

周小川表示，本着保持流动性和增值性的原则，中国将继续投资欧洲政府债，并通过一切可能渠道包括IMF，EFSF和ESM，更多参与解决欧债的问题。

 

[mxs1999]

回复: *柠檬花园*

哈哈，鲜花卖疯了！

 

[捡惠枝]

回复: *柠檬花园*

为啥移民，原因就是“结束耻辱，永远不再做中国人，世世代代不再做中国人。-- 我们丢不起这个人！”

蒋介石重庆官邸被“保护性拆除”


梁思成、林徽因故居被“维修性拆除”余声未了，近日有网友爆料重庆的蒋介石行营也被拆。当地文管部
门回应称，这是“保护性拆除”，将在原址原貌复建行营。据悉，蒋介石重庆行营建于1935年，卢沟桥事变数月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就在这里办公，蒋介石
在重庆最早的官邸也设在此。图为2月15日，拆除中的蒋介石“重庆行营”。

 

[mxs1999]

回复: *柠檬花园*

冻鸡，不要忘了

 

[捡惠枝]

回复: *柠檬花园*

由王立军谈“请君入瓮”的政治循环


王立军的事情出来后，闹的沸沸扬扬。网上众说纷纭，但不知真假。线索太多，今天我只谈两点事实。

1） 王立军跑美国领馆去了。因为这非常犯忌讳，不到万不得已，他应该避免出此下策。因为这一去，有些事情就说不清了。应该是如果不去，这事就有可能对他而言足够的凶险，至少不能让他善终。所以哪怕他自己想急流勇退，金盆洗手都不可能。有人说他保存了进入领馆后的全程录音带，这样出来后便能说清楚他没有“叛国”之类。我想王立军自己作为现代“酷吏”的代表人物，不会天真到这种程度。有些事情不是你有证据就能说清楚的。得看这些证据在谁手里，能不能公开，有没有可以信赖的司法制度和机构等。恰恰重庆“打黑”争议最大的就是这些地方，而主持的正是王立军。借“打黑”掠夺私营企业、刑讯逼供、公检法联合办案、威胁迫害律师。给媒体制造压力和障碍、胁迫证人等，都是重庆方面在破坏法制方面最为人诟病的地方。

“请君入瓮”的故事大家都知道，说的是武则天时代的两个著名酷吏，周兴和来俊臣。则天女皇让来俊臣查办周兴的谋反罪，来俊臣问周兴，有犯人不肯招认咋办？周兴说那好办，用炭火把瓮烧红了，让犯人坐进去，没有不招的。于是俊臣同志如法炮制，召人把瓮烧红了对周兴说：“现在皇上让俺查办你的谋反罪，请兄弟进去吧！”

周兴同志当然此时悔之晚矣。落到一个跟自己一样狠的角色手里，他除了承认罪名，别无它途。不会有什么青天大老爷来给他主持公道，洗清冤情。俊臣同志最后也是落到一个酷吏手里，“弃市”的时候，恨他的人太多，一会就把他的肉给吃光了。“包公”“海瑞”之类的人物，在人治的中国历史上凤毛麟角，大都只是老百姓无望之下意淫的结果。王立军深知这点，所以他估计没嘛幻想，危急之中只能跑美国领馆 ---他不会天真到以为美国领馆真的可以给他政治避难来救他。我觉得他的主要用意是至少可以将某些可能可以保护他自己的证据证言以非常确凿的形式，留在独立第三方手里，虽然这独立第三方并无任何仲裁的权力，但这毕竟是一道门缝，可以有希望透点光进来---王立军当然知道信息和舆论自由的重要性。试想如果他被关在一个黑盒子里面，他就可以像从前被他治的那些人一样被描述成任何样子，任由什么样的屎盆扣自己头上都无可奈何，外界却对所谓的真相一无所知。今天我看强国论坛有老左“呼吁王立军事件信息透明”，不禁哑然失笑。Too late, too late. 君今已在瓮中矣。如果当初王立军大权在握的时候，不遗余力地去推行司法独立与信息透明公开，那至少对于他今天来说，还有点意义。可是当时的重庆却反其道而行之。不但“公检法联合办案”，而且大搞舆论一律，“统一思想”。于是，贺卫方当时写给王立军的信中说，“没有独立的司法，没有一个人是安全的”。他当时说的是已经从执法者沦为阶下囚的文强，现在轮到王立军了。

2） 薄熙来的政治前途。我没有任何“内幕消息”，也对很多的“内幕消息”嗤之以鼻。但现在这种情况绝非寻常。全国的网络一反往常严格的管制，放任大家评价这次事件，包括对熙来同志和立军同志的负面评论，而两位现在还在位置上。这表明了什么？据说两位同志在重庆深得民意，以至于网上有谣言是重庆有百万市民准备聚会挺他们。早在二位“唱红打黑”的时候我就对这种现象很有兴趣。半个世纪以来，中国的民意从来就没有在权力角逐中起过任何作用，有时候甚至其的是反的作用，比如七六年的四五和后来的六 % 四。按照中国现在的权力体制，所有官员的权力是来自于上面，而在金字塔的顶端，则来自于各种人事权力的平衡与交换。熙来同志想要打破这样的权力格局，勇气可嘉，也确实带来了新的变数。但熙来同志和立军同志的民意，局限在“为民做主”的“青天大老爷”的层面。在民意的公开表达、测量，舆论对于权力的监督、批评、制约，乃至于民间的利益集团的规范性沟通、谈判、调和、制衡以及对公共事务和权力的制度性参与等方面，则基本上没有什么变化，有的地方甚至还有倒退。 现在熙来同志为了得到这种无法起作用的民意，去得罪一大批官僚阶层的人，而且中间还有大量的个人意志，乃至于对法制的破坏。其间，借助“打黑”去将大量的私营资本变为公有，这将破坏市场机制的基石，导致社会阶层中民营资本的伤害与反弹；而“唱红”则引起了许多人对于倒退的恐惧。虽然是敢于破局，独树一帜，但我觉得这样他很难走得太远。下面没有坚实的依托，前面却有无数的险阻。不但那些被整的人恨他，那些增加了工作量整天累的臭死却没嘛好处，乃至于“外快”给整没了的人会怨他，如果他进一步上升，权力覆盖全国，这得有多少人该睡不着觉？屁股有屎的固然会惶惶然，即使屁股干净的，也不会高枕无忧。当年在来俊臣们发明的“突地吼”、“死猪愁”、“求破家”等酷刑下，有多少冤魂死鬼？ 我不知道熙来同志身边的“智囊团”，怎么竟然没有人给他指出这种迷宫中的死路。

我看了周力军以王立军写的《铁血警魂》，觉得基本上应该是真实的。立军同志应该为老百姓做过不少好事，并且为此付出了很大代价，身上据说负伤多次，出生入死。可是被他整死的文强同志又何尝不是个打黑英雄。这使我想起了他们的前辈李士群同志。李士群是我党特工的老前辈了，专门被选派到莫斯科契卡训练过，在敬爱的周总理的领导下，他成为上海“红队”的悍将。被捕后即使忍受酷刑，也不背叛，直到中统抓住他的爱妻要挟才投降，但他也只是接受脱党，条件就是不出卖同志。而中统居然也就答应他的这个条件。这个士群同志投靠国民党后，又投靠汪精卫，成为汪伪特工76号的创始人物和实际首脑，大破军统特工网，杀害抗日志士无数。但李士群破获军统特工组织的重要手法，竟是他的人情味。这样的一个人精，最后竟死于日本人之手（当然实际上是军统让周佛海设计借日本人之手下毒除掉的）。电影《色戒》里面的那个易先生，虽然从事件上来讲应该原型是李士群的对头丁默同志（原来也是共产党员），但从电影的表演来看，里面有很浓的李士群的影子。当心上人王佳芝柔声唱《天涯歌女》的时候，易先生潸然泪下。钢铁心肠，蛇蝎手段，也是向往温柔之乡的。这样的在刀刃上讨生活的日子，真的是值得的吗？

再看我党历史。毛主席整林彪，项英，项英整叶挺，叶挺整高敬亭（杀掉）；林彪整刘少奇，彭德怀，刘少奇整高岗、饶漱石，老帅整罗瑞卿，彭德怀等整粟裕。粟裕呢？算食物链的终端了吧？他好像没有整人的劣迹。但当年南阳事件诱捕叶飞的时候，一枪击毙叶飞的警卫员，也够“果断”的。没办法，在这样的环境下，你不先下手弄死别人，死的就可能是你自己。现在好像又有人嚷嚷着要给林彪同志翻案，说是他其实也是个好人，也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做过不少好事。但是上面这些人，其实谁没有做过些好事呢？但是谁又敢说没做过错事乃至坏事呢？

咱们现在还是进步多了。至少好多次权力斗争都没有死人，顶多关起来了事，紫阳同志据说还能打打高尔夫球，比较人道。这样能减少点残酷性。我觉得还应该再改进点。中国社会现在虽然矛盾很多，“维稳”成本很高，但无论如何，资源的不对等，决定了老百姓是造不了反的。怕就怕上面分裂，现代武器的杀伤性那么大，再像以前那样斗，中国就成了废墟了。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说：“七八亿人，不斗行吗？”现在都十几亿人了，那就更难了。尤其是上面，那么大的好处，还有那么多年的心血，左右上下那么大的关系网，那么多的各种利益。。。要不斗，很难。哪怕下面，乌有之乡、自由派，好像斗的也很厉害。不过下面斗，顶多打打嘴仗罢了。上次袁腾飞的什么会，老左据说还打人。不过那也就到顶了，顶多个别同志骨折什么的。上面斗起来可就不一样了，不但有机关枪，还有坦克、飞机、大炮，还有核弹，一动就是无数生命财产的毁灭。纽约不过就是弄两架飞机撞楼，就死几千人，至少几千亿的损失，全国大伤元气。如果是现代战争呢？北京的楼价那么高，一炮轰过去就是多少个亿没了。扔个核弹，把一个城市或者N个城市抹平呢？现在好多城市都过千万人口了：北京上海广州深圳重庆。。。为了避免同归于尽，一定要保障上面斗的时候不付诸武力。这是在制度设计的时候花点心思的。比如军队和其他暴力工具如公检法的中立、独立。那就怎么斗都不会出大事。

每个人有自己的想法也很正常。像熙来同志，不但有想法，而且有能力。与其这么斗，还不如就让他按照自己的想法试试，重庆模式就重庆模式。但你搞重庆模式，就得允许别人搞广东模式，天津模式，福建模式等等，大家和平竞争，不要武力竞争，净来黑的狠的。重庆模式可以按照自己理想试验，但是应该保证在宪法之下，保障基本的个人权利，保证私有财产不受侵犯，不能以任何名义，不管是唱红还是打黑，去掠夺。不能靠掠夺私营企业在资产去显示业绩，也不能靠向上伸手。大家公平竞争。汪洋同志也很有想法，很有能力么！乌坎的事情老狼大声叫好，但是深知并不好办。中国的事情都是很复杂的，弄不好自己也会一身骚。。但我们宁愿要这种魄力！哪里的办法好，经济上去的快，环境改善的好，而且老百姓能够享受到这些好处，资金、人才就会向那里流，哪里就会形成比较强的竞争力，形成一个良性的循环。那样的话，什么人权啊，民主啊，自由啊，当政者都会去考虑了。因为不这样，他就可能在竞争中落败，资金和人才就不往他那里去。这样的良性竞争，中国才能摆脱周而复始的大毁灭、大倒退的恶性循环，保住改革开放的成果，走上健康发展的正道。虽然这是书生论政，too simple, sometimes nave. 不过这个道理，是无论如何都绕不过去的。不文斗，就武斗。武斗那谁都很难说会笑到最后的。不但刘少奇、彭德怀、贺龙、林彪等不得善终，毛主席那么英明的人，也善终了，但死的时候，我觉得他是孤独的。死了以后，尸骨未寒，连老婆侄子都被人家抓起来了，也很难说成功幸福到哪儿去。

所以，这次如果立军同志和熙来同志真的有事（咱老百姓在信息黑箱里，其实不知道他们到底有什么事），我也希望对他们的处理，能够在我党历史上开一个好头。虽然重庆对其他同志的处理不一定就那么。。。，但是应该有一个开头，让“犯错误的同志”，下场不必太惨，以此将党内的权力斗争，合法话，制度化，形成公开的游戏规则，并且将后果局限在一定的范围，不要弄得你死我活。大不了就是下台，跟西方的政客一样。这样的权斗，其破坏力就会被限制在高层，而不对社会本身产生无法估量的影响。